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康熙二十七年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
《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自此西方科技这股风气就此定下了基调。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guang启在崇祯二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在徐guang启生前，在明朝朝廷u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guang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guang启“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朝廷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朝廷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清朝统治下也彻底散失，不得不说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崇祯时期，明朝对待科技持欢迎积极的态度非常普遍，例子很多，举例实在太多了。下面仅仅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guang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guang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由徐guang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等修成《崇祯历书》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朝廷的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在徐guang启“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上至皇帝，士大夫，朝廷官员，甚至民间都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guang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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