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二楼的二月春一碗茶汤五两银子，整个二楼光是雅间就有十几个，还不用说三楼，这一番计算下来，这个小茶楼一日不少于三百两纹银，这还是保守的估计，看着好不羡慕。

    “大人好手段，这里开一家小茶楼，既为了朝廷办了事情，又肥了口袋，还是敌人的银子，啧啧啧……？“张本笑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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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忠臣与良臣之分，但最初以文字说出的，是唐代的魏征。

    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处理政事。他多次把魏征叫到卧室里，向他咨询为政得失。魏征一向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能让他屈服的。太宗和他商讨事情，总是欣然采纳接受（他的意见）。魏征也很庆幸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君主，就殚精竭虑为他所用，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太宗曾经慰劳他说：“你所陈说的意见建议，前后有两百多件，如果你不是极其忠诚地为了国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那一年，魏征被提拔为尚书左丞。有人举报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案，没有发现（魏征）有这样的行为。

    温彦博上奏太宗说：“魏征作为臣子，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他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招来了这种诽谤，虽然他的本意是无私，但是也有应该指责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你以后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魏征进宫对太宗说：“君与臣和协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不考虑公道，只考虑个人行为举止对自己的影响。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这个原则，那国家的兴衰，或许就不得而知了。”太宗惊讶地看着魏征，改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说了。”魏征拜了两拜说：“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样的人，忠臣是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让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子孙孙世代相传，福禄没有边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杀的命运，让君主陷于不仁不义的大恶之名，国家和家庭都失去，只剩一个忠臣的名号。就此说来，两者相差很远呢。”太宗深感魏征说得很对，就赏赐给了他五百匹绸缎。

    “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一直都是历代忠臣良臣所面临的界限，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两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别不大，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受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感觉中，忠臣往往也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

    事实上，这两个却是并不相同的概念：从衡量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安邦治国并使国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说忠臣讲究名声，而良臣更多的是讲究做事，就个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的大臣。

    忠臣往往与奸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忠臣往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的人之太义的思想，尚未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时，忠臣的市场并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显，活跃在历史上的忠臣也相应减少。特别是先秦时代，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政治特点，人才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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