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了目标，再艰苦也不觉得苦，因为生命变得有意义了。

    这是支撑她二十多年来勇敢向前的力量，是一种伴随终身的安全感。

    如果这种力量被剥夺，即使荣华富贵享不尽，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于是，她掏出手机，头一回在俩人冷战期主动给谭稷明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很安静。

    谭稷明率先绷不住，问她：“什么事？”

    听他那口气，似乎还未完全消气。

    “如果我坚持要学这个，你是不是永远不会同意？”

    那头静默两秒，语气不耐道：“你还想为这事儿跟我吵么？该说的我都说了，不是我不同意，是你不肯让步，一点儿不为我考虑，这事儿没什么好谈的。”

    她握着手机停顿半晌，终是率先挂了电话。

    这下，最后一根稻草也夭折了，她再无理由不做出决定。

    阳台上还晾着几件衣服，静谧的四周除了学生偶然的嬉闹也没有别的动静。她跟阳台的白栏杆前站着，看不见海，却似乎能闻见海的味道。

    她攥着手机安静地站着，看楼下的绿树，那树在灯下泛着嫩黄。

    半晌，她终于摊开掌心面对那支被攥得发烫的手机，颤抖着手指拨通了谭社会的电话。

    而那时，谭稷明正在首都机场办理转机手续，他要飞去法兰克福，为他的姑娘，同他的父亲谭社会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