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径直去了孛罗的府上，投名帖以求相见。待见到孛罗之后，如此这般，臣将之说服。他并又召来府中谋臣，与臣密议，直到夜半。臣遵照主公的命令，与他商议妥当。
“已经定下了，只要主公自益都发起对察罕的攻势，他便会从大同出军，威胁察罕的后阵。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如若在主公动手前，察罕先来与他交战的话，也请求主公能够从益都出军，以此来威胁察罕的侧翼。总之一句话，主公动，则孛罗会与主公配合；孛罗若动，也请主公配合。”
“好！好！”邓舍喜不自胜。
虽然，洪继勋先前出谋，已经为海东定下来了明取徐州、实收济南的计策。但是，益都毕竟才经战乱，收济南容易，两万人足够；但是，若因此举导致引起察罕的激烈反扑，益都却势必难支。固然，邓舍早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方从哲此次出使能否成功，他都会按照洪继勋的此策行事；然而，他其实内心中所承受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方从哲不辱使命，出使大同，一举成功。既说服了孛罗，有了孛罗的呼应，那么如今基本上便可以断定，即便益都取了济南，察罕反扑的可能性却也不会太大了。等同压力骤减，邓舍怎会不高兴？
他称赞方从哲，说道：“适才，听中涵言语，你用曹操、袁绍之例来说孛罗，真乃大妙！曹操、袁绍，皆为汉臣。曹操官渡获胜，故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倘若获胜者袁绍，或许挟天子者，就有可能会是袁绍了。察罕、孛罗，还真是就像汉末之曹操、袁绍！
“只是，中涵，你又是怎么知道的，用此例一说孛罗，孛罗就会肯从呢？毕竟今日之北方，不但有曹操、袁绍，还更多了有我一个海东。你就不怕若用此例说他，反而会激起他先联察罕，取我海东么？”
邓舍此问有理。对孛罗来说，到底海东才是外敌、是反叛；而察罕，不管怎么说，和孛罗却也还是“自家人”。方从哲用此例说他，难道就不怕适得其反？
方从哲答道：“凡说人者，首要之点，是先要摸清楚对方的心理。知道了对方的所想，然后才能有的放矢。臣启程去大同前，奉主公令旨，先去了通政司，从李首生手中得来许多有关大同与孛罗的情报。且臣对晋、冀的形势，通过平时的耳闻路听，其实也是早有一些了解。
“由此，结合通政司的情报与臣平时之所闻，臣分析孛罗之心态。”
“孛罗是何心态？”
“他自居功臣世家出身，素来瞧不大起察罕。可惜，他虽瞧不起察罕，察罕对元廷的功劳却远大过他。两下相合，孛罗对察罕就是一边瞧不起，一边却又深为嫉妒。越是瞧不起，就越是嫉妒；越是嫉妒，就也越是瞧不起。人若无欲，纵然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既然孛罗有此心态，臣自然便可趁机向他施以说辞。是以，臣用曹操、袁绍之例说他。”
“噢。如此说来，你用此例说他，明面上，是想暗示他与察罕谁获胜，谁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却是也想同时借此来更加地激发出孛罗对察罕的嫉妒，并利用他的这种嫉妒，促使他产生争胜好强之心。”
“主公英明，臣正是此意。又且，孛罗虽占有大同，粮食其实却也紧缺。缺粮，就会少军。而晋冀之地，丰饶的所在当数冀宁诸路。冀宁却在察罕的手中。孛罗觊觎冀宁久矣。前番，益都之战时，他屯军塞外，为何因姚平章一封信，就即返回大同？还不就是为了冀宁诸路？
“若说他对察罕的瞧不起、嫉妒以及争强好胜，只是一种心态，那么，他对冀宁诸路的窥伺，便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所欲’了。臣既然已经知其心态，又了然他的‘所欲’，给他的说辞，当然就能够有的放矢了。
“另外，臣举曹操、袁绍之例，其实还是有另一层意思。是想借此来向孛罗暗示今日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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