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说：“桓州峪所采银矿已达十六万斤。每百斤矿石可得银三两、锡三十五斤。采矿所需的开支望准许卖锡以给之。”
忽必烈对制国用使司的工作非常满意，采纳了以上的全部建议。
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农业和矿业生产的发展。
阿合马大力推行经理制度。经理也叫钩考，是一种财政审计的手段，主要由朝廷派遣官员到各地清算钱谷，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例如，地方上有人把熟田冒充为荒地来逃避赋税，有人为避免差徭隐报户口，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交税的，造成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一次，阿合马领导的尚书省要求调查全国的户口，颁布条例，杜绝欺隐，增加赋税。
御史台说：“现在到处在捕灭蝗虫，百姓劳扰已甚，清查户口的事稍缓再说吧。”
忽必烈采纳了御史台的意见。
过了一段时间，阿合马坚持自己的观点说道：“近来因军兴之后减免了百姓的赋税，又撤消了转运司官，使各路总管府兼管商税，以致国用入不敷出。我认为，莫如检查户数多少，按远近设立都转运司，酌情增加原来税额，选择廉洁有为的官员分理其事。一应公私鼓铸铁，由官方设局贩卖，并禁诸人私造铜器。如果这样，则民力可不缺而国用也会充实。”
他要求忽必烈诏谕天下：一是在全国核实人口；二是设立诸路转运司，加强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由于国家的财政赤字巨大，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扩军征战的需要，钩考钱谷被作为一种弥补财政亏空、搜刮财富的手段频繁进行。
大元刚刚设立尚书省的时候，忽必烈下旨说：“凡选拔任用的各官，吏部议定资格品级，向尚书省报告，由尚书咨询中书意见后才奏闻大汗。”
阿合马却擅自提拔官员，不让吏部拟订初步的使用意见，也不咨询中书省。
丞相安童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忽必烈。
忽必烈听了很恼火，召来阿合马质问。
阿合马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事无大小都交由我办，所用之人当然应由我自己来选择。”
安童无言以对，只好向忽必烈说道：“自今以后，只有重刑及调迁上路总管才交给我来办，其余的事情都交给给阿合马，以便各部门的权限清楚。”
忽必烈微笑着答应了。
忽必烈登基的初期，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没有俸禄，等于公开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阿合马上任以后力主推行官俸制度。他订立条例，减并州县，核定官吏的人数，根据官员的级别发放俸禄和公田，并且还要考核官员政绩的优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施行起来。1266年，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以后，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各级官吏的俸禄和职田。1270年，他又规范了军官的俸禄。之后，虽然曾有过暂时停俸禄和减少官俸的现象，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1267年，大名路的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因为盗用官钱受到了罢官的处分。
阿合马还在各路设平准库，用12000锭钞作为钞本买卖金银，维持物价平衡和保证纸币的信用。初期，钞法实行得十分有效，盐、茶等税收都用纸钞，保证了纸钞雄厚的物质基础。元代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世界币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然而，由于连年用兵、费用浩繁，纸钞不断增发，开始出现了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飞涨。
1275年，伯颜、努海带领元兵大举进犯南宋，占领了大片的领土。
忽必烈安排阿合马与诸位大臣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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