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法”。早在颖王时代，他便借着宗室身份，常常跑进宫内与道士赵归真论法。那时，赵归真是唐敬宗身边的首席道士，道法精湛。即位为帝后，他又第一时间召道士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修金箓道场”，并亲自拜赵归真为师，与他“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透过这层关系，赵归真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面前诋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每及此时，唐武宗总是点头称是，并表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为了彰显对佛、道二教的一视同仁，早在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唐朝法律就有“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田二十亩，僧尼亦如之”的规定。此后，大量的人丁、土地被纳入寺院私有，直接造成唐朝税源的减少。这在太平盛世时问题不大，可唐武宗亲政时，唐王朝已被“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这三场乱象折腾得半死不活，在此情况下，削平“寺院经济”似乎也是拯救大唐的一剂猛药。

    于是唐武宗推行“灭佛”政策，下诏把全国佛寺拆了。

    这可把天下僧尼急坏了。在江南，有座寺庙的和尚担心佛像被毁，于是想到一个法子，他们将大殿中的佛像抬下来，加上冠巾，送到附近的道观，请道士们保管。道士们二话不说，仗义相助，将佛像暂留寺中，对外宣称这是一尊“老子像”。

    不久后，道观的香客察觉其中端倪，在这尊伪装成老子的佛像旁题诗：“赤土坡头古寺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信他人说是非。”这是说，大家都知道这尊像是怎么回事，但仍对其照拜不误，不管是什么像，灵验就行。

    唐武宗灭佛后，大量僧侣、奴婢无处可去，朝廷便将他们编回原籍，充作国家“两税户”，并给还俗寺僧提供两条出路：当兵或种田。只要寺僧同意回乡种田，朝廷便无偿给他们每人发放十亩良田，让他们按时耕种，按时交税。

    “会昌灭佛”后，唐朝国库收入暴涨。截至会昌五年秋，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计税户4955151户，纳税人数比“元和中兴”时期增长了两倍多，堪称是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国力最盛时刻。

    可是，谶言里边提及的“黑衣天子理国”，还是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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