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站在院中，看着秋风萧瑟愣愣的出神，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他以为送行多了，慢慢就会习惯，但他错了，他没有习惯。

    每一次忠臣的离去，哪怕是善终喜丧，依旧让皇帝心如刀绞，因为这些有资格埋入金山陵园的大臣，都是最忠诚的战友袍泽，忠於大明，而非单纯忠於皇帝的袍泽。

    哪怕是张学颜整天在杂报上骂人，只要人还在，就会多几分安心。

    同志同行方同乐。

    「陛下，礼部呈送了諡号。」李佑恭拿着一封封好的奏疏，呈送到陛下面前。

    「那就忠敏吧。」朱翊钧看过之後，认可了礼部给的諡号。

    忠是仅次於文的諡号，成化二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的时候，给的諡号是忠愍，万历十七年，浙抚傅孟春请修于谦祠，言：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改諡号为忠肃。

    张学颜的忠敏是仅次於文的上諡，事君尽节曰忠，推贤尽诚曰忠；应事有功曰敏；明达不滞曰敏；

    朱翊钧离开了张府，车驾辘辘地走了，院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大明皇帝回到了皇宫，又让李佑恭拿着圣旨去了张府宣旨，赠官太子太保、

    恩荫子孙国子监生、官葬，极尽哀荣。

    等忙完了这些，朱翊钧才仔细看起了张学颜的绝笔书，张学颜从去年病重後，对於死亡并没有什麽畏惧，而是一直在思考万历维新之得失。

    用人生最後的时间，用最後一次皇帝绝不会计较的僭越契机，谈一些他之前作为臣子不能谈论的问题。

    太祖高皇帝废宰相，直接指挥六部百官，事事过问，事必躬亲，形成了一元专政，权力高度集中於皇权，哪怕是经历了靖难，大明的政治框架，都是围绕一元专政制定的。

    可以说大明的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着一元专政去设计，这是一切的根本。

    而孝宗皇帝在弘治年间的大范围放权，直接一刀砍在了大明政治的根本之上。

    在放权之前，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那麽做出决策的皇帝，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且想办法做出补救，比如大明土木堡兵败後，朱祁钰继位，瓦刺太师死於内讧，脑袋被送到了大同府领赏，这就是补救。

    而放权之後，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没有了直接责任人。

    比如开中盐法败坏，无人为此负责，皇帝说是内阁建议的，内阁说是司礼监批红的，司礼监说是下面人没有执行好，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大臣们只想把银子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奸臣自己跳出来了，就是内阁。

    这种分权的第二个恶劣後果，就是内外分治，这必然会导致党争，嘉靖初年是皇帝和大臣们斗，嘉靖後期是严党和徐党，後来是楚党、晋党。

    分权等於政出多门，当不止一个人说了算时，这种党争就绝无禁止的可能，自孝宗朝之後，大明的政治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党争政治。

    而党争政治进一步恶化，传导下去，就是朝中遍地都是山头。

    每个人都要依附於山头，才能在官场生存下来，座师制度出现到快速泛化，只用了十年，就已经遍地都是，政治环境快速恶化。

    最终导致地方各衙司之间，利益、权力固化，朝廷的财权被侵蚀。

    而吏治败坏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大明朝廷，雪上加霜。

    座师制度的泛化，还导致了一个现象，张学颜称之为一人千面。

    在孝宗放权之前，大明上下官僚，都要对皇帝本人负责，就像现在这样，范远山敢直接对势豪进行钓鱼，徐成楚可以带着反腐司重手反贪抓腐，因为他们只需要对皇帝负责。

    御史？内阁？他们做事儿，都可以百无禁忌。

    但是放权之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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