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笑利润并不能让弗兰茨动容。
不过路要一步一步走，而且奥地利帝国有那么多神父、修女，他们呆着也是呆着不如为国家和社会做点贡献。
通过教会来做这件事还有很多好处，比如奥地利帝国到处都有教堂不需要二次建设。
他们比帝国政府扎根还要牢固，也更容易受到民众的信任，又比如方便宣传一次布道就能解决99%的认知问题.
所有卫生问题都可以扣上“不洁”的大帽子，这玩意比一群专家在讲半天科学原理有效得多。
奥地利帝国的基础医疗、卫生能在弗兰茨开始经手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狐假虎威的策略功不可没。
奥地利帝国的人口死亡率正在直线下降，活过三四十岁不再是奢望。
说一个比较暧昧的数字，1840年奥地利帝国人均寿命33岁，比奥地利更低的只有俄国。
其次弗兰茨也是在拉教会一把，只有他们变得有用才不会被淘汰。
奥地利帝国对于神职人员的要求比较高，他们要爱国、爱上帝、爱人、爱己。
虽然先人后己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些难以接受，甚至是愚蠢。
但作为神职人员，这是底线，否则凭什么被人供养？
如果受不了大可以去做一个普通人，所以在弗兰茨的改革开始后每年都会有大批神职人员还俗。
在此时奥地利帝国的神职人员总会带着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福音书》（常见病防治手册+传染病鉴别指南+急重症临时处理方法）。
在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教会的慈善医院，之所以历史上没什么存在感主要是学习了法国人进行了不太成功的世俗化改革。
用商品化的方式来衡量医生的价值，但却没有给医生增加工资。
学医的人又不都是傻子，既然以金钱为导向，那么自然是谁给的钱多为谁效力。
同时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也在信徒中水土不服，身在底层的医护人员不得不背负绩效和道德双重压力。
于是乎高端人才出走流失，低端耗材撂挑子躺平，导致慈善医院与时代脱节。
要知道十九世纪社会变革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就只能被淹没。
其实历史上教会也发展过自己的医学，比如柳树皮治疗发热、疼痛。
柳树皮，富含水杨酸，阿司匹林的前身。
不过教会很喜欢搞权威化、神圣化、教条化，比如他们将古罗马医师盖伦的学说奉为不可更改的经典，然后被血液循环理论打的满地找牙。
而且由于自身思维局限很喜欢将疾病归结于道德和精神层面，甚至认为是对上帝不敬的惩罚。
弗兰茨自然不会继续留着这样的糟粕，他要让一切变得有价值。
俾斯麦在离开救助站之前向款箱中投了两枚塔勒，他刚准备转身离开就有人叫住了他。
“有什么事？”
“先生，您出门在外带那么多硬币在身上很不安全。”
俾斯麦有些不明所以，那名神父立刻解释道。
“您口袋里叮咚作响的东西会给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些扒手会盯上您的。
您可以考虑去换成纸币，这样出门在外会好一些。”
火车站这种地方鱼龙混杂，不但会有扒手割兜，甚至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实施抢劫和诈骗。
奥地利帝国的纸币认可度很高，不光在奥地利国内通行无阻，甚至可以通行整个中欧。
再加上欧罗巴货币同盟的存在，理论上奥地利帝国的纸币是能在除了俄国和瑞典以外的任何欧洲国家使用的。
不过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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