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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鉴定会的，除了我们五位专家组成员之外，还有两位列席的省文化厅领导。”“一位是文化厅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厅长蔡文昭同志，另一位是文物处的处长岳敏达同志。”孙镜清说得很慢，每一个名字都吐得清清楚楚，“蔡副厅长和岳处长当时没有坐在鉴定台的正席上，他们是列席旁听的，按规矩不直接参与学术鉴定。”
“但他们的位置就在我们后面，整个鉴定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场，每一件文物的鉴定结论，他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他看了陈阳一眼，然后目光又转向郑国栋，“关于这尊观音立像，当佟聿铭馆长初步提出‘赝品’的判断之后，蔡副厅长说了一句话。”
“原话我记不太全了，但大意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宜兰所这几年报上来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不少，上次也是他们那边报了一件说是辽代的辽三彩，结果查下来是民国仿的，搞得厅里很被动。”
“这次这件，既然专家们都觉得有问题，那就定得干脆一点，不要再留什么尾巴，免得以后又出幺蛾子。”
孙镜清把这句话复述完之后，沉默了几秒钟，让这句话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充分发酵。
会议室里的温度像是凭空降了两度，几个年轻的专家不自觉地缩了缩肩膀。钱仲文拿起了自己的茶杯，发现杯子里已经没有水了，但还是端起空杯子凑到嘴边，做了一个喝水的动作，用这个习惯性的掩饰动作来缓冲自己内心的震动。
“蔡副厅长这句话的意思，我不需要多解释，在座的各位都能听得懂。”孙镜清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在听得懂三个字上微微加重了语气，“他并不是在干预学术判断，这一点我必须为蔡副厅长说一句公道话，他在文化厅分管文物工作多年，一向尊重专家的专业意见，很少越俎代庖。”
“但他那句话里表达出来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宜兰报上来的东西，能定得干脆就定得干脆，不要再节外生枝，不要再给厅里留麻烦。”
“这种态度，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也许有其合理性——全省普查工作量大、时间紧、任务重，厅里要的是高效完成，而不是每一件都弄得像今天这样讨论大半天。”
说道这里，孙镜清用手重重点点桌面，“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客观上给专家组施加了一种心理压力，让大家在潜意识里倾向于尽快做出一个不会有争议的、不会惹麻烦的结论。”
“岳处长当时也说了一句。”孙镜清看向郑国栋，“他说，宜兰这批东西，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把关严一点，宁严勿宽。”
“这个宁严勿宽，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这四个字——说得很温和，但导向性很明确。”
“因为‘严’对于文物鉴定来说，就是宁可否定真品，也不要让赝品混进保护名录。”
“这是一种偏保守的、偏行政导向的鉴定策略。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这个策略也确实得到了贯彻——但凡有疑问的、有争议的、有一丝不确定的，基本都被归到了存疑或赝品的范畴。”
“所以说是，这尊观音立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定了赝品。”
孙镜清停了一下，目光转向坐在会议桌尾端一直没有说话的苏白念，嘴角浮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略带苦涩的浅笑。
“苏老师，你应该能理解这种工作模式吧？”
“一个专家在鉴定台前做出的判断，表面上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行为，但实际上它被太多学术之外的因素环绕着，行政领导的期望、工作进度的压力、对历史结论一致性的维护、对本单位声誉的考虑、对上级领导面子的关照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会出现在正式的鉴定报告上，但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影响着每一个鉴定师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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