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斧的改动，而在政务体系其实更多是因循宋朝旧政，甚至现在云南用的还是宋律。好在宋律与唐律有继承关系。而大理所有的律法，大多也是唐律。双方缝缝补补，倒也能够用。
财政上更是如此。
少府财政被虞醒抓在手中，各地税收是政事堂的。再加上虞汲的银行体系，各方面的账目有些混乱。
这倒不是问题。之前战事连连，而今有了时间，慢慢理清就行了。
问题是各体系之间，互不隶属。也就是虽然头上带着国家的名义，但是分锅吃饭的。而在万劫之战最艰难的事情，谢枋得为了维系朝廷运作，可是大费周章，各处找钱。
即便如此，还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还是中枢的问题。
还有地方上的问题。
府县一级别的财政还好说。
毕竟县政是谢枋得一手打造的。而云南八府都在谢枋得眼皮底下，他们不敢搞什么幺蛾子。但问题是省一级别，或者说路一级别的。
西海路财政几乎是完全独立于中枢的。
昆明管不了，也管不着。
谢枋得对蒲甘那边的家底了解非常少。
这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制度问题。
现实问题很简单，道路，从蒲甘到昆明最少十几天。彼此之间对账目其实是很难的。明朝空印案为什么爆发，不就是说，地方上要与朝廷对账，对账之后，方才用印。但是这一来一去，要很多时间，甚至半年一年了。而且粮食储存也是有消耗的。
大宗货物储存，都是有消耗的。
粮食虫蛀发霉，搬运的损耗，也就是说即便跑一趟回来，之前的数字也会变动的，不作数了，只能再跑一趟。
为了省事。地方官员都带着预先盖了大印的文书，到了京师清点之后，直接填写就行了。
所以，蒲甘与昆明之间如此之远，再加上道路并不算通畅，昆明对蒲甘很多情况不了解，也就很正常了。
制度问题，也就很简单了。
虞醒对于路与中枢，省与中枢的很多制度都没有制定。
而宋朝的也没有办法沿用。
宋朝地方上大权，全部在中枢，地方上长官名叫转运使，顾名思义，就是负责地方上的赋税转运到中枢。固然这个官职在实际中，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但这种对地方严苛管制的办法，根本不适用西海路。
西海路，也就是缅甸。
面对的环境，极不稳定。
陈河在缅甸平叛的时间，还早于滇西北之乱。虞醒对西海路的军事权，财政权放得极开，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只是现在情况变了。
西海路与中枢的关系，也需要调整了。
除却这些，还有分配问题。
之前各方面要钱，虞醒是百般筹措。几乎没有一定制规，军费更是少府一力支撑，政事堂进行补贴而已。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毕竟要从先军政治退出，财政上也有所体现。
并不是说，虞醒就要减少军事开支了。
而军事开支必须过明面了。
朝廷财政这一块，军队用多少。要事先谈好。用完了，枢密院与政事堂打擂台，而不是枢密院用多少，就是多少。
虞醒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统一的财政体系。才能更好理顺经济。
只是王四端这个人执行上还行，让王四端出面与谢枋得争军费，虞醒觉得不大妙。但虞醒作为汉王，他直接下场与谢枋得争，就大失体面。
同时也没有意义。
他一开口，所有财政开支都投入军费中，谢枋得也不敢拒绝的。
政治游戏不是这样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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