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的关系。”
“架构其本体与外在之区分，以此实现对本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超脱。”
“这便是我方才说的阳明矫枉过正！”
“如今看来，若欲推陈出新，当归于格物致知一道！”
复古作为大儒必备的技能，其源流，往往又是因为世情如此——过得不好的时候，总会将以前某某时候作为论据，其根本，还是想将其作为改制的依据。
礼乐崩坏，就讲三皇之制。
诗坛不兴，则念巍巍盛唐。
经学陷入迟滞，同样免不得在故纸堆里翻找一二。
心学如今放荡不羁，以我为尊，理学的好处，自然使人憧憬。
钱德洪晚年转向，与王龙溪决裂，口称“吾党于学，未免落空，细处堪磨，始知自惧”。
薛应旂更干脆在师事欧阳德，受王守仁之学后，更换门庭，师从吕柟转修理学。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单以实践二字，同样出于“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论述中。
哪怕推陈出新，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用以填补理学，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继续往下推演。
同样，这番话中，既有朱子的陈，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
朱熹的本体论，是客观的静态的理，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理’而行动，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
所以，朱子的理，只能合乎于世，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独一无二的、区别他人的超脱——人的自由、自由王国等等，都是舶来的概念，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叫做超脱。
简单而言，朱熹的理论，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消抹了人的自发性。
而李贽的普世论，却是发源于王学。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然后才推己及人，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
这是路径的不同，视野的不同。
朱子的理，是天然规范，李贽的理，是后天实践。
袁洪愈并未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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