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二十石，一船便能容下上千石土宜；十万漕运官兵一趟就有二百万石免税额度，不代购点什么，岂不可惜？
于是。
漕兵们喜出望外，一边谢主隆恩，一边紧锣密鼓四处搜罗特产，运到别处高价售卖，明目张胆做起内贸，以至于“粮船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途发卖，率以为常”。
军队私贸挣钱的口子一开，自然一发不可收拾。
渐渐，超载也成了常事：“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乃装载私货，不啻数倍。”
再后来，漕兵们意识到单打独斗效率太低，得跟沿途商行合作——军民合作，鱼水欢啊。
双方勾搭成奸，有钱一起挣，甚至自行改造官运粮船，“身长厢阔，多添梁木”，再在船身写上合作伙伴的字号。
沿途关卡若想盘查拦截。
那不好意思，我漕运兵十二万七千八百余名，个个都指着这口饭吃，你地方官府有几个营？
哪怕有不开眼的官吏弹劾此事，仁德的孝宗也会感念漕兵运粮不易，法不责众，从不降罪。
漕兵有钱有人，时间一长，生意自然越做越盛，不再满足于给豪商跑腿。
一个卫所的漕兵，为应对复杂的派兑任务，要分成好几个“帮”；一帮大致四百到五百名运军，分别去不同县城运粮。
后来这些“帮”经内贸催化，干脆借“分帮派兑”的本职划分地盘，坐地营商，置买产业，雇佣工人，隐约勾勒出一个名曰“漕帮”的庞然大物。
时至今日，已经彻底失控，替徐州贪官污吏销赃运货，比吃饭喝水还顺理成章。
百年流毒，哪里是一个漕运总兵能革除的积弊呢？
陈王谟愈发动情，再度朝皇帝拜倒，一字一顿道：“大元帅，此末将之所谓：自弘治十五年以来，漕运官兵纷纷营商，乱象横生，日渐败坏！”
说这话时，几乎有些咬牙切齿。
一旁的侯世卿也随之拜倒，附和道：“陛下常道，凡事必有初。臣等深以为然。”
凡事必有初，漕兵营商当然也不例外。
正在执笔记录起居注的孙继皋，默默感慨中书舍人难当。
他停下笔，向许孚远、梁承学等人投去无助目光，又朝起居注努了努嘴。
许、梁等人面带酱紫色，勉强留出余力摇头摆手，只差用唇语提醒——这句话先不要记。
而听罢外人这般疯狂用言语敲击孝宗皇帝棺材板的不肖后人朱翊钧，相比之下却格外从容。
他老神在在地将手放在膝盖上，富有节律地叩动指节，眼中兴致愈发浓厚。
真是一出疯狂的政治投机！
从南巡开始，他一路有意或无意地推崇一度被冠以暴虐的太祖，相应地贬损以仁德著称的孝宗皇帝。
作为大明朝唯一的太阳，这般举动当然会引发外界不同反应。
坊间议论是其一，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告诫是其一，此时此刻所面临的这场政治投机当然也不例外，仍是反应之一！
就像嘉靖皇帝大礼议一样，总会有文臣武将自然而然靠拢皇帝的所思所想，灵活转变立场，从中渔利。
平江伯陈王谟显然便是这样的投机分子！
漕运官兵牵扯进徐州一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与此同时，如何归因也很重要。
原本该是他平江伯治军无方、管教不力，落个丢官罢职、回家闲住的下场。
但平江伯陈王谟不是甘于做富家翁的人物。
历史上，他便在提督漕运任上，因漕粮被官兵盗卖、谎报漂损，被贾三近弹劾得丢官罢职；但这厮立刻通过小姨子李太后的关系，讨了个湖广总督的职司，仍旧身居高位。
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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