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家族的遗产拍卖，还有的是从东南亚地区通过灰色渠道流入的。他们互相之间很少打听对方的底细，但此刻，那些底细变得不那麽重要了。
「这是我那件北宋青瓷执壶的替代品。有人夜里进了我的公寓，把它换掉了。没有撬锁，没有痕迹，没有监控。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麽时候进来的。」杜邦的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掩不住的疲惫。
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瑞士藏家接话了。他叫韦伯，六十三岁，在苏黎世经营一家私人博物馆，主要展出东亚艺术品。
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像是在确认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苏黎世的写经也是同样的情况。卷轴被换成了空白绢帛，我的书房窗锁完好，书架没有任何移动痕迹。
我怀疑是有人配了钥匙。但就算配了钥匙，他也是趁我睡熟之後进来的，而我睡得很浅。」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其他人都听出了他没说完的那半句话—他曾经在军队服役过，睡眠警觉度非常高，能在那种状态下被人无声潜入，足以说明对方的水平远在普通盗贼之上。
都灵的商人坐在角落，抱着手臂，一直没有说话。他叫帕瓦罗蒂，四十七岁，做的是高端家具生意，暗中收藏了不少亚洲漆器和木雕。等杜邦说完，他才开口：「漆器在地下室里，密码锁只有我知道。我的密码是十四位，没有写在任何地方。」他顿了顿，「那个人动作和我一样快，甚至更快。」
画廊里沉默了一阵。另一个藏家，一个来自慕尼黑的退休医生，清了一下嗓子，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你们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大英博物馆那件事之後，七天之内，七个藏家丢了东西。这绝不是巧合。」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权衡措辞，「我认识几个同行，他们已经把东西转移到了乡下的房子，或者保险库里。但问题是，如果那个人能摸到你们的地下室和书房，转移又能管用多久？」
「就算是同一个人干的，你们能怎麽办？」角落里有人用沙哑的声音反问。说话的是个头发花白的比利时人，穿着旧皮夹克，手指上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
他的语气平淡，声音却带着隐隐的失望，「监控拍不到，指纹没有，报警也没用。比利时那几起案子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我去警局问过两次，他们只会说还在调查。你们这边呢？有人从警察那里得到过有用的信息吗？」
没人回答。有人端起咖啡，却没有喝，又放下了。壁炉里的火在烧，炉火的光在那些面孔上晃动。
杜邦放下执壶，走到窗边，指尖在窗框上缓缓划过，然後转向众人：「我们不能等着他一个个找上门来。得交换信息，得抱团。一个人看不住的东西，十个人一起看。」韦伯低声接了一句，「他们一夜能走七个地方，你觉得十个人够吗？」
又一个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他选的都是有东方文物的。说明他认得东西，也认得人。不是普通盗贼。」这句话让画廊里的空气又冷了几度。那不是一个陌生的猜测，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早就有了同样的念头，只是没人愿意第一个说出来。
不只是巴黎。类似的声音也在欧洲其他角落响起。瑞士日内瓦的藏家老葛朗台—圈内人称他为「老葛」—在他那间堆满古籍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步伐比他平时急促得多。
他的藏品陈列在玻璃柜里，旁边是他当年从一位法国外交官手中收来的三件明代青花瓷，据说是那位外交官在北平任职期间购得的。他没丢东西，但焦虑感比丢了还重。他的妻子已经在客厅催他下楼三回了，他还在书架前反覆抚着那些锦盒的边缘，确认每一件都还在原位。
最後他拨通了慕尼黑那位老朋友家的电话，接通後没有寒暄，直接问：「你那几件东西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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