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者’，亲身经历也会让自己的情绪被‘污染’。
如果从占有文本的角度来看，也许‘不在场’比‘在场’更全面。这真是反常识的一种领悟啊！”
大江这是认可这种理论了？
虽然不算太意外，但是众人还是难以置信，恨不得搓一搓自己的耳朵，看有没有听错。
张潮点头同意道：“我第一次感知到原来自己是用这种心态创作的时候，也十分诧异。毕竟‘经验与虚构’是文学，尤其是的永恒命题。
每一个创作者都试图平衡两者之间的重量。但经过《少年的巴比伦》《刑警荣耀》这些作品的创作，我认为作者与素材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不是简单的物理疏离——
而是通过叙事媒介的过滤、记忆的发酵以及文化转译的过程，使作家获得超越亲历者视角的创作自由。
当作家摆脱‘在场者’的身份枷锁，想象力方能突破经验主义的牢笼，在现实蓝本之上建构更具普遍意义的艺术真实。”
大江健三郎听完以后，在兴趣之余，更显得惊讶了：“看来你对自己这套理论的总结，已经十分完善了？”
张潮道：“大概一年前我就在思考「不在场主义」，我已经和自己对话了无数遍，只不过今天是第一次说出来。”
大江深思了一会儿，进一步问道：“其实你的「不在场主义」还有一层——如果一个作者在处理蓝本的时候太过于投入，即使他在实际经验中是‘不在场’的，但在心理层面上，已经成为了‘在场者’，也就无法做到你说的构建。”
张潮闻言不禁坐直了身体——大江不愧是大师，有些话自己没有说，人家就想到了——认真地道：“是的。‘不在场’最重要是心理距离、情感距离，而非物理距离。
「不在场主义」不排斥情感介入，而是情感必须经过淬炼，不能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共情、不由自主的倾注、不胜其烦的宣读……
其实这也不是我个人的创作经验，而是很多伟大的前辈已经实践过了——只不过他们的声名太煊赫，创造的文学概念太耀眼，导致这种具体的‘技巧小道’，没有被关注。
我是个小人物，只不过把从他们的字间行隙里漏下来的金子扫到了一起而已。”
大江健三郎哈哈笑道：“这么谦虚可不像你，张潮桑！石原要是还能醒过来，看到你用这样地态度说出这种话，说不定又要昏厥过去。”
张潮认真地道：“在真正伟大的作家面前，谦逊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对文学本质的敬畏。”
大江好奇道：“那你说说，是哪些作家启发了你？”
张潮慢慢地一个一个梳理道：“首先是卡夫卡。卡夫卡从未到过美洲，甚至不会英语，却凭借布拉格犹太社区的经验，在《美国》中创造出比现实的美国更具预言性的现代空间。
他告诉我，文化距离会迫使作家放弃表象描摹，转而捕捉文明内在的特征。
然后是翁贝托·埃科的《玫瑰之名》，这部里，作者设置了四重叙事框架，通过现代学者、中世纪译者、修士手稿、当事人见闻，构建了层层迭套的叙事迷宫，使真相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他告诉我，多层级叙事结构可以消解单一视角的局限性……”
大江健三郎插话补充道：“《少年的巴比伦》就有《玫瑰之名》的影子。”
张潮笑道：“是啊，那是我的初次尝试。”
大江道：“很难想象以你的年纪，怎么会读这么多的书——尤其是埃科。他很有名，但是如果对欧洲文化、符号学、神学……这些深奥的知识没有一定的了解，《玫瑰之名》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阅读。”
张潮道：“其实我并没有全部读懂——我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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