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大部分人眼里看来，一切都她自己“作”的。
徐畅畅喃喃道：“您的意思是，爱玛·包法利也好，还是徐畅畅也好，都因为某些时代的元素，让她们的见识超越了本身阶层的束缚，去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梦……
不对，对爱玛·包法利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徐畅畅」却成功了。她用直播赚来的钱做了整容手术，最后实现了镜头前、镜头后的‘表里和一’。”
张潮点头同意道：“你说的没错。爱玛·包法利的悲剧源于她对浪漫主义幻想的沉溺。她从小阅读骑士与浪漫诗歌，将婚姻视为逃离平庸生活的途径。
这个悲剧的背景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逐步工业的同时普及教育，让许多乡村女性也能够阅读书籍。通过阅读，她们拥有了远超自身阶层的见识和野心。
但她们只知道‘罗曼蒂克的爱情与生活’很美好，却对其中的奥秘不甚了了。等到知晓要用她们完全承受不起的物质去支撑的时候，她们的现实生活就开始崩溃……”
张潮说到这里就停住了，今天自己虽然是主角，但他更想倾听眼前这些人对《画皮》的看法。他们中不少人比徐子东更年轻，对时代脉搏的变化也更加敏感。
果然，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男编辑接话了，他先做了自我介绍：“我叫陈杰，在《十月》工作10年了。我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其实刚刚你一说「包法利夫人」，我就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徐畅畅」和「包法利夫人」二者在最核心的特质上，却是有着强烈的相似性——
她们都将社会赋予女性的某种物质或者精神的符号，内化为自我价值的一部分，并通过自己和他人的超额消费，构建出一个泡沫一样的虚假世界。
爱玛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未能区分文学幻想与现实，而徐畅畅的困境则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却不得不维持这种分裂以谋生。
这可能也是你和福楼拜在创作动机上的相似之处，就是试图以文学捕捉一个正在加速的时代的瞬间，看那些在洪流里的个体的挣扎与妥协、真诚与虚伪、自由与异化的命运，会如何相互交织。”
这时候另一个女编辑也说话了，沉浸在讨论里的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而是直接切入话题：“小陈说得不错，小徐说得也挺好，加上张潮你的解释、补充，我觉得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吧。
首先「徐畅畅」这个角色没有做简单的‘好’或‘坏’处理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包法利夫人》的突破性就在于拒绝以传统道德审判爱玛。
他既揭露她的虚荣与愚蠢，也同情其反抗平庸的努力。爱玛的死亡不是简单的‘罪有应得’，而是被19世纪的法国社会碾压的结果，就詹姆斯·伍德说的那样，‘福楼拜让读者同时感受到爱玛的可悲与可敬。’
徐畅畅并未因欺骗行为受到惩罚，反而‘越来越受欢迎’。这种结局并非对道德沦丧的默许，而是对你认为的那个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时代价值虚无化的揭露。
当‘真实’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变换标准，当‘情感’可以被打赏的数据量化，传统的善恶界限就变得模糊。徐畅畅的‘成功’恰恰证明了社会的荒诞。
她的虚伪不是个人缺陷，而是整个时代运转的必然产物。所以让「徐畅畅」做个‘坏人’没有意义，应该谴责的是那个你设想中的时代。
哦对了，忘了自己介绍，我杨英，和你校友，比你大……20届。”
张潮连忙起来和杨英握了握手，道：“师姐好！不过你是哪个学校的来着……”
杨英一愣，这才想起来张潮在燕大、燕师大两个学校读过书，才微笑着道：“我是燕师大中文系。”
两人寒暄过后，又回到位置上。徐畅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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