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
“这院子里的菜真的还给咱吗？”
唐植桐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面对母亲的唠叨，只能一个个回答：
“妈，这两颗枣树留这边，我回头再重新剪几枝插新院子里，坑都挖好了。”
“妈，咱不缺煤，到了那边去买煤，我手里有条子。”
“菜的话，可能不如您照顾的细心，我以后下班从这边绕一下，过来看看。您要是不放心，咱搬家的时候，把院子里的菜适当带一点走，或者分一点给马大爷也行。”
娘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张桂芳所有的疑问都被唐植桐一一解答，她慢慢也就踏实了下来。
“刘家明从未管所出来了，可怜的，整个人瘦了两圈，但一到家就跟他奶奶吵，骂的很脏，还不如进去之前呢。”吃饭的时候，听着后又吵吵起来，张桂芳有感而发。
“我们回来的时候也看到他跟别的孩子吵架来着，嘴里脏话不重样，人虽然瘦了，但不像是改造好的样子。”听着婆婆的话，小王同学想起了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就他这副德行，早晚还得再进去，社会会教他做人。”唐植桐在一旁插了句话，只说品性，不说供应。
未管所虽说只收未成年人，虽说条件会好一点，但毕竟不是进去享福，饿一点是很正常的。
其实未管所的前身就是劳教。
劳教起源于毛熊，二战后他们将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
工学团的负责人是个教育学家，叫马卡连柯。
他把劳教的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毛熊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普通话，在国内放映。
当时两国关系很好，国内很多东西都是照搬毛熊，于是国内也开始出现了劳教。
各大城市成立了五人小组。
所谓五人小组是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抽调人组成的，是当时国内劳教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
这个机构权力很大，只要五人一致同意，不用什么额外的手续，就能收容，这也是从老大哥那边照搬的做法。
刚开始，劳教的人并不多，等到了大放卫星的时候，四九城这边就提出了一个说法：“要把四九城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
各地纷纷仿效，上海的“十无城市”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那个壹和零特别多的城市，有个派出所在这期间直接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收容行为不端的青年儿童。
前几年风调雨顺，供应上宽松，即便是劳教，日子也不会太难过。
这两年，川蜀大地饥饿如影随形，普通百姓都吃不饱，更别说那些被劳教的青年儿童了。
据从大堡作业区出来的人说，吃蟋蟀、蚯蚓、推屎耙（川渝地区对屎壳郎的叫法）、老鼠是常有的事，只要能逮住的，全往嘴里塞，甚至老鼠进嘴的时候还是吱吱叫的。
按照当事人的说法，这几种小吃里面，屎壳郎的味道是最好的。
唐植桐觉得不知道这话对不对，毕竟他没吃过屎壳郎，但他吃过蟋蟀，这玩意处理一下不算难吃。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婆媳俩聊着刘家的事情，像什么刘张氏和刘家明吵架的原因什么的。
唐植桐对祖孙俩都不感冒，恨不能他俩斗个头破血流才好呢，只是苦了楚春雪，摊上这么一个婆婆和儿子。
一边听婆媳俩聊天，唐植桐一边琢磨老万，老万进去了，估计里面伙食不怎么样，要不要找张新平加把火？
想来想去，唐植桐放弃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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