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行出来，风从马斯河方向压过来，带着铁锈和柴油的腥气。

    黄罗拔裹衣服，鹿特丹的冬天是黏的，雾气裹着路灯，街面湿漉漉的。

    他步行往港务局走去，出租车太容易被记住。

    港务局大楼是六十年代的混凝土建筑，灰扑扑的，立在港口入口处像一块被海水泡烂的墓碑。

    大厅里暖气混着旧纸张的气味，排队的人不多，三五个穿荧光背心的码头工头，两个戴眼镜的报关员低声交谈。

    黄罗拔排在第三个，低头看表，指甲在“租赁用途”一栏轻轻敲了两下，填上“普通货物中转”。

    轮到他时，窗口里的中年女人头也不抬，他用英语说：

    “B区，两间中型库房，靠近六号泊位。”

    签字，付现金，钞票从内兜掏出还带着体温，一张一张数过去。

    女人推回收据，蓝色圆章盖在右下角，日期清晰。

    他接过钥匙和合同，叠好塞进外套内层，转身离开。

    回到旅馆，他把合同、存单复印件、仓库租约，连同银行传真确认函，装进牛皮纸信封。

    第四天下午，天阴得厉害，云层压得很低。

    黄罗拔再次来到港务局大厅，排队办清关资质，手里攥着厚厚一沓货物编码文件。

    等候区长椅上坐着两个穿深色大衣的中年男人。

    黄罗拔侧过耳朵，捕捉到一句带着东欧口音的英语：“……that shipment from Novorossiysk……”

    新罗西斯克。这四个音节像冰珠子，一颗颗滚进耳道，直直砸在脑干上。他的眼皮没跳，手指没抖，翻动报关单的节奏毫无变化。

    但血管里有什么倏地收紧，那是赵振国手里那批精密仪器的发货港。

    这个地名不该被任何人提起，尤其在此时此地，尤其以这种压低声刚好让三排之外听见的方式。

    黄罗拔脑子里瞬间炸开很多种可能性，又被他一一按回格子里。

    脸上维持着清关代理人的疲惫神情，继续看表格，用笔尖在“货物种类”填上“general cargo”，字迹潦草。

    然后站起来，递表，等工作人员盖了章，收好回执，转身往外走。步子不紧不慢，呼吸均匀，每一步踩在地砖中轴线上。

    推开玻璃门，冷风扑上来，他没回头，右转走一条街，左转再走一条街，拐进一家麦当劳。

    他点了一份大薯条、一杯热咖啡，靠窗坐下。薯条一根一根蘸着番茄酱，吃得很慢，眼睛始终盯着玻璃窗外的街道。

    玻璃上凝结水雾，他用手指划出一道缝隙对准街角反光镜。四十五分钟，那包薯条被他吃出了考古发掘的耐心。

    没有人跟出来，街上没有停留车辆，对面便利店门口的流浪汉连姿势都没变过。

    但他回到旅馆后没有坐电梯，走楼梯上楼，脚步轻得像猫。反锁房门，拉上窗帘，从床垫下摸出备用手机，用旅馆前台那部投币电话拨了赵振国留下的紧急号码。

    电话只响一声就接起。那一端静得能听见电流嗡嗡声。

    他对着话筒说：“港口有飞虫。”停顿两秒，“疑似闻到了旧货味。”

    旧货指那批货，飞虫指有人盯上来了。

    挂断后他把听筒在掌心握了五秒钟，才搁回去。上楼坐在床边，台灯拧到最暗，灯光缩成一小团光晕。

    他重新梳理操作链条：三个账户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卢森堡、苏黎世，户名不同；两间仓库钥匙分开放；律师范德米尔；三份公司注册证挂靠空壳公司，分别在库拉索、爱尔兰、塞浦路斯。

    全部五天完成，没有留下可追溯间隙，至少他希望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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