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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二年,三月中旬,金陵。正旦大朝那场关於煤炭官私的争论,表面上已经过去了。
诏令也已经下去,朝廷重申矿禁,私采煤炭者从重论罪,地方官隐瞒不报者连坐,矿头、牙人、私运者一经拿实,轻则流配矿监服役,重则弃市。
可朝堂上的事,哪里是诏令一下便真结束的?
尤其是陈圭。
这位工部尚书在正旦大朝上当众请开煤禁,结果被户部尚书严珣痛骂,说他不过是豪族口舌,还借百姓名义行豪强之利,最後赵怀安虽没有当场斥责陈圭,但圣意已经明白。
陛下没有取陈圭之议。
对於许多混迹中枢的官员来说,这句话本身就够了。
所谓揣摩圣意,从来不只是看皇帝说了什麽,更是看皇帝没有说什麽。
若皇帝当场大骂,那倒未必是失宠,有时候骂得越重,说明还想用,还愿意教。可若皇帝不骂,只把你的奏议轻轻放到一边,再转头采纳别人,那味道就很不一样了。
於是从正月下旬开始,金陵各衙门里便渐渐有了议论。
有人说陈圭这些年把工部弄得像市井商行,哪里还有尚书体面?
也有人说陈圭此人恃宠而骄,仗着当年从吴王府工曹一路跟到大明工部,便自以为国中器械、工坊、炉冶皆系於他一人,连户部、三司都不放在眼里。
更有人说,这一次若不是严珣当朝驳倒陈圭,真让他开了煤矿口子,不出三年,江南、淮南、荆襄山中便都是矿徒,豪强坐大,朝廷难制。
这些话传来传去,自然就传到了科道官耳中。
大体来说,大明立国後,朝廷监察言路有两条。
一条是都察院。
都察院御史掌风宪,纠百官,察州县,遇有大案,可奉旨巡按地方,查钱粮、刑狱、军务、官吏贪墨。
他们和锦衣社一并,常被称为是大明乱纪之官的黑白无常。
可以说,其他人来找你,都什麽问题没有,可督察院御史找你,你的事就大了。
而另一条就是属於六科的给事中。
六科给事中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接隶属於督查御史,只按科监督六部。
吏科盯选官,户科盯钱粮,礼科盯仪制,兵科盯军令,刑科盯刑狱,工科自然盯工部、河渠、营造、矿冶、军器诸事。
而科道官最奇妙的地方,就在於他们官小权重,俸禄不厚,座次也不高,可只要奏章递上去,哪怕弹的是尚书、宰相,也没人敢说他无权开口。
赵怀安当初设科道时,说过一句话:
「御史事务太重,可朝廷到底是需要耿介之士,以风闻奏事,查漏补缺。」
所以大明言官风气一度颇盛。
可言路一开,弊端也随之而来。
有人真心纠弊,有人借言求名,有人看见上头脸色,便抢着咬人;还有人明明是门户私怨,却披上一件为国除奸的外衣。
对此,赵怀安当然晓得这些,而且他一开始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也正是这麽个原因。
但後面王铎的建议,以及赵怀安对权力和制衡管理之道的越发理解,就越是深刻感觉到不仅监督的风纪要有,还要有一些风闻的,专门用来开炮的官员。
为何?
赵怀安没对任何人说过,但他心里很明白,作为管理者,信息就是权力。
他在吴藩时代不愿意设御史,是因为他怕言官变成党争的刀子。
可後来他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件事,那就是权力不仅是被行使的,更是被知晓的。
现在大明太大了,他赵怀安就是一个人,眼睛都看不过来,还能管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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