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其手，中饱私囊。
但是这些也只是表象罢了，更深层的是中央对地方实际税基、徵收效率的掌控力极其薄弱。
户部收到的数字，往往是经过层层盘剥和「技术处理」後的残羹冷炙。
朝廷想要的钱收不上来，该用於地方的款项又可能被截留挪用。
这种上下脱节，导致中央财政虚胖，帐目数字可能不小，但实际可支配和有效监管的资金有限。
地方财政则要麽拮据不堪，要麽沦为地方势力的私库。
所以，只有贯通上下、统一内外的财政体系，才能有效整合散落在帝国庞大身躯内的财富资源。
没有这种「聚财」的能力，再繁荣的商业、再丰富的物产，也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
原时空大明後期面对内忧外患时的财政窘迫，正是前车之监。
除此之外，割裂的财政体系必然导致税负不公。
豪强隐匿田产、商人逃避商税，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小农和普通工商业者身上。这不仅加剧社会矛盾，更在根本上侵蚀着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和税基稳定性。
这种不公平，也存在於内陆和沿海之间、南方和北方之间、西部和中部之间。
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财政体系来调整，那财政上的不公平，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对立，甚至闹出分离主义出来。
而这个体系，现在阻挡在了「省」这个层次上。
近现代国家，行政体系一般都是三层或者四层。
放在大明，就是朝廷——省一府——县的四层结构。
明初的时候，这套体系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朱元璋也吸取了元代行省权力过大的教训，所以将省级的权力一分为三。
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加上都指挥使司。
三司分别负责民政、监察、军事，避免了元代行政长官坐大的问题。
但是这套体系的运行久了，三司分权又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大明省一级行政权力失权的问题。
科层制度下，下级服从的是上级的权力。
知府和知县这两级的官员，都是集合了行政司法乃至於军事权力於一身的「千里侯」和「百里侯」，所谓「破家县令，灭门府尹」。
可到了省一级，权力却拆分为三，甚至布政使和按察使经常争权，三司权威日益削弱。
但是真正让三司权力坠入谷底的，是巡抚和总督的设立。
朝廷是无法直接管理全国这麽多的府县的，省级的行政机构还是必须的。
特别是在大明经历了几次战争和动乱後，也需要有能够统筹一省力量的大员坐镇，才能开展好工作。
在这种现实需要下，为协调三司矛盾，临时派遣的巡抚都御史逐渐常设化，统揽一省军政大权。
如今大明，一省布政使如果不加巡抚或者总督头衔，那就等於是虚职养老的。
但是巡抚可大可小，有负责一省乃至几个省的巡抚，比如当年抗倭战争时期的胡宗宪。
也有只负责几个府，甚至一个府的巡抚。
而且巡抚也是「临时性」的差事，也经常会撤换，并不是稳定的省级行政单位。
在苏泽看来，这就是大明的行政体系，在中後期爆发越来越多问题的病根。
缺乏一个可以随机应变，调和平衡一省内部问题的省级行政层级，结果就是朝廷的政令要麽出不了紫禁城，出了紫禁城到下面也执行歪了。
所以这封奏疏的内容也简单，就是常设一省巡抚这个职位，并且明确由一省巡抚统领三司，总揽民政和日常监察的事务，明确一省巡抚为各府官员的顶头上司，知府的考核权归於一省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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