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熟人的官运带来什麽样的影响。「这下，或许我就升到施塔别尔或者文尼科夫的位子上了。」费奥德尔·瓦西里耶维奇想，「这件事领导早就答应了的，这次晋升除了能分到一个办公室以外，每年还会增加八百卢布的俸禄。」
「现在应该考虑呈报领导，把内弟从卡卢加调过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也打着自己的算盘，「妻子不知会有多高兴呢！看她以後还怎麽抱怨我，说我从来也没为她的亲人出过一丁点儿力。」
这一死讯除了让每个人暗自思忖由此带来的官职的升迁之外，熟人的死亡本身给每个获悉的人带来的，无非像以往一样，即一种愉悦感：死的是他，不是我。
「怎麽样，他死了；可是我还活着呢。」每个人都这样想过或者感受过这一点。那些和伊凡·伊里奇亲近的，所谓的朋友们，不由自主地就会考虑到，现在他们不得不去履行乏味的吊唁义务，前往参加葬礼并慰问遗孀。」
一个人死了！同事们却只惦记着他的那些东西！
多麽不道德！
尽管场上的一些官员很想这麽说两句，但正因为他们是官员，他们在此刻反而有些静悄悄的————
而伊凡·伊里奇的同事是这样的反应，那他的亲人呢？
当别人前去缅怀的时候，有了这样的对话：「最後几天他真是难受。」
「非常难受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唉，太可怕了！他不停地叫嚷，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一连几个钟头。三天三夜嚷个不停。实在叫人受不了。我真不懂我这是怎麽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这是怎麽熬过来的哟！」
「当时他神志清醒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清醒，」她喃喃地说，「直到最後一分钟都清醒。他在临终前一刻钟跟我们告了别，还叫我们把伏洛嘉带开。」
接着她又说起来，说到了显然是她找他来的主要问题。她问他丈夫去世後怎样向政府申请抚恤金。她装作向彼得·伊凡内奇请教，怎样领取赡养费，不过他看出，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钱，这事她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比他知道得还清楚。她不过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什麽办法弄到更多的钱。
他的亲人就只是这样的反应？
死者刚死，就好像关於他的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讲完伊里奇死去後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反应後，终於是开始讲述伊里奇的人生了。
就在一些听众认为这是一个恶棍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样的内容：「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
伊凡·伊里奇是所谓家里的佼佼者。他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他介於他们之间：聪明，活泼，乐观，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
在法学院里，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因此很嫌恶自己。但後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而且并不认为卑劣，他也就不以为意，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无动於衷。
伊凡·伊里奇并没有明确想到要结婚，但既然人家姑娘爱上了他，他就问自己：「是啊，那麽何不就结婚呢？」
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出於双重考虑：娶这样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达官贵人们又都赞成这门亲事。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结了婚。」
在场的官员谁又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听到这里，场上的这些听众已经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篇并不激烈，似乎也没有任何批判的意味，只是自然而然、近乎完美无瑕地将故事给讲了下去。
可它却仿佛要将别人心里的一切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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