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6月27日，法国巴黎，阴天，天还未亮透就灰了下来。从卡西莫多的钟楼往下看去，在这样的天气下，整座城市就像一块灰扑扑的裹尸布，倦怠地摊开在塞纳河两岸。

    在这一年，路易-波拿巴·拿破崙亲王已经开始为一些事情做铺垫了。

    早在去年年末，这位总统藉助一场失败的起义起草了新的法律，任何俱乐部和政治集会都不许开了。到了1850年，新闻法进一步收紧，强制作者签名制度出，每一篇政治文章都必须署上作者的名字。与此同时，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共和国虽然已经確立了普选权，但亲王总统又拋出了一部选举法，其中对选民的户籍和財產作了规定，从而一下子註销了四百万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选举权。

    同年四月份，总统还推出了一个流放政治犯的法案，以流放代替监禁，这为在今后的放逐政策鸣锣开道，立法院议长老杜邦叫道：「只要判了罪，罪犯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罪犯，只有对他的同伙才成其为英雄。」

    雨果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

    严格来说，雨果最早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国民议会保守派议员，属于波拿巴亲王的派系。但在1849年，他超越保守派，发表演说呼吁终止不幸与贫困。其它演说呼吁普选和免费义务教育。可这明显与波拿巴亲王的想法背道而驰，这最终导致他与拿破崙亲王决裂。

    对於他自己的行为，他如此说道：

    「先生们，我知道每当我们从「良知』这个词推断出我们认为理应从中推断出的全部涵义时，总会不幸地引起某些杰出的政治家的訕笑，起先，这些杰出的人物认为我们还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怜悯我们，愿意医治我们所染之症一一即良知病。

    並用国家利益为通词十分客气地反驳我们的言论，假如我们无动於衷，继续坚持「错误』一啊！他们就动怒了。他们宣布我们无知，完全缺乏政治头脑，不必將我们放在心……」

    如今的雨果虽然已经跟爱丽舍宫决裂，他用一系列辉煌的演说声援左派，因而左派为雨果热烈鼓掌，但左派从未把雨果当做自己人。右派则谩骂雨果，硬把他当做一个变节者加以鄙视，使他成为侮辱、誹谤和以各种最下流的手段对待的对象。

    拿破崙总统如今也正用冷静的手段控制警察和军队，秘密警察、密探和告密者在巴黎也已经活跃了起来，这些政策不光针对法国人，同时也针对在巴黎游荡的外国危险分子。

    在欧洲大革命已经走向溃败的大背景下，明面上还是共和国的法国的这些政策令欧洲各地流亡到巴黎的自由主义者们倍感失望和幻灭。

    连法国也到了这一步吗？

    发生在法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欧洲大革命的一个缩影，对於一些原本乐观且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样沉重的打击足以摧毁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理想信念。

    雨果如今的境地同样是这笼罩了整个欧洲的庞大阴影下的一个缩影，议会上他面对多数派的攻击，看不到什么希望，生活中同样存在著各种各样的纷纷扰扰。

    因此在有些时候，雨果也难免陷入到了迷茫当中。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伦敦的一些重大消息来到了法国……

    由於英国跟法国的距离相当近，外加两国之间实在是「交情匪浅」，因此对於来自伦敦的重大新闻，法国各大报纸一般都有专门的栏目进行报导，而如果发生什么重大突发事件，对英国的报导会直接脱离常规栏目，登上头版並加注特殊標题以示著重。

    那么伦敦最近有什么重大消息呢？

    拿到了伦敦最新的重大消息的法国各大报纸：「？」

    这些英国佬確实没搞错？这么明显的假消息都敢乱刊登？

    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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