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基本上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他推脱了许多英国的政治家、议员、将军、大商人等上层人物的邀请，转而深入伦敦乃至英国偏远乡村地区的徵兵点进行观察和调查，甚至还结识了几位新朋友。
而在一些人的关系下，米哈伊尔甚至还参观了一下英国的军队————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哈伊尔对英国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那麽接下来自然就是奔赴战场了。
值得一提的是，英法两国在打完克里米亚战争之後，几乎是无缝衔接开启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於克里米亚战争的主力是海军。战争一停，大批闲置的军舰、兵力和後勤补给，恰好可以立刻从黑海、波罗的海调往远东。
而这场战争的开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法国正好有「马神甫事件」（1856年2月），英国正好有「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给了两国政府现成的开战理由。
但「亚罗号事件」传到英国後，反对派和舆论强烈抨击政府为肮脏的鸦片贸易护航。
等到1857年初，下议院辩论对华战争提案，众多议员痛斥政府恃强淩弱。最终政府以263票对247票遭到遣责性失败，首相帕麦斯顿险些因此下台。
但首相帕麦斯顿并没有放弃，他转而直接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在竞选中，他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把复杂的商业纠纷简化成「中国侮辱了英国国旗，必须扞卫国家荣誉」。这招奏效了，凭藉这股情绪，他大获全胜，新一届议会顺利通过了战争拨款。反对声音被一场「爱国主义公投」给强行压下去了。
而英国这一时期的公众舆论，明显也是深受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克里米亚战争激发了英国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军事荣耀感，进而被人利用和裹挟。
倘若有人能在这一时期给英国公众泼上一盆冷水————
法国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虽然也有少数议员批评战争，但在皇帝的强硬决策和教会支持下，根本无力阻挡。
法国在决策上是独立的，也确实有强烈的开战动机，但假如英国不参与，拿破仑三世多半会冷静下来。
毕竟法国海军远逊於英国，且需要依赖英国遍布全球的补给基地（如新加坡、香港）。如果没有英国支持，法国从本土维持一支远征军几乎不可能，最多是进行一番军事讹诈————
当然，根本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但米哈伊尔也不太确定这中间究竟会出现多大的偏差————
在米哈伊尔启程前往战场的时候，英国的公众舆论仍然处於沸腾状态。
英国的宣战书刚一公开，教会领袖们就立即将其称为一场正义的圣战。4月2日星期日，英国各地的教堂都能听到支持战争的布道，其中许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有些甚至卖出了几万份，因为当时不管是圣公会还是新教的教士都有社会名流。
在伦敦梅费尔康迪特街的三一礼拜堂，亨利·比米什牧师对教众们说这是英格兰的」
基督教义务」：「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个弱小的盟友，对抗野心勃勃、不讲信义的独裁者毫无理由的挑衅：并凭藉武力惩罚自私与野蛮的压迫行为，这一压迫行为比过去见到的更为令人憎恶和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以提倡宗教自由、维护基督教最高利益为幌子替自己正名的。」
4月26日星期三是一个特别为「纪念国耻以及为宣战祈祷」而设置的斋日，英格兰西北的凯西克圣约翰教堂的T.D.哈福德·巴特斯比牧师在他的讲道中宣称：「从一开始直到宣战，我们的大使和政治家们都表现得非常诚实坦率、忍让平和，因此现在没有什麽让我们感到羞耻的，反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正义事业充满信心。
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欢庆，说：我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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