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内阁的去留。
此时英国议会会期通常从每年2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初左右。
在这种会期刚刚开始不久的高关注度时刻，无论是英国的一些内阁大臣还是桑德斯都低估了公众对政府的批评和愤怒究竟有多麽猛烈。
尤其是在《泰晤士报》接连不断的报导和米哈伊尔那部的深刻影响下，纵使这一届的英国政府已经在极力补救和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无能丶轻率的这种印象还是深深地停留在了公众的脑海当中。
而这些报导影响的也绝不只是公众舆论，英国的各个阶层丶群体当然也包括议员都有了类似的看法和印象。
这一切似乎都在1855年1月26日这一天被彻底引爆了！
此时议会刚刚复会不久，一般来说，平常的会议很多议员根本不出席，席位经常空着大半。
1月26日这一天似乎同样如此，不过当会议进行到中途，一个名为约翰·罗巴克的激进派议员提出了一项动议，内容是任命一个专责委员会调查军队条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作为，这实际上相当於一个表达对政府领导克里米亚战争的不信任的动议。
罗巴克此时并没有推翻政府的打算，他也并没有与反对党领袖事先密谋，他只是单纯想在议会责任制这一原则上做出一个姿态，因此当他提出动议时，主要反对党领袖甚至有些措手不及，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枚政治炸弹，於是直接选择了顺势而为，全力支持。
到了这个地步，阿伯丁政府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调查动议，这相当於承认政府无能，任由议会在全国面前把政府的伤疤彻底揭开，是政治自杀。
另一个选择就是宣布它为信任问题，用政党的纪律捆绑所有政府支持者，号召「保卫政府」。
首相阿伯丁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选择了後者，他把政府的最後生命力都押在「议会的基本面还支持我们」这个赌注上，逼迫所有议员选边站。
当阿伯丁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後，很快，议会就发出了紧急召集令，要求所有议员必须到场。於是就在这一天，伦敦似乎一下子就变得热闹了起来，上百名议员从伦敦各处的俱乐部或住所，甚至专程从乡下乘火车赶来。没过多久，议事厅内外人满为患，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次投票非同小可。
当反对党和首相阿伯丁勳爵以及其他一些内阁大臣开始进行激烈的辩论的时候，议事厅内的其他议员同样开始对双方的发言进行评估，甚至已经开始在下面小声讨论：「信任问题？这一届政府难道还值得信任吗？你们有谁是没看过《泰晤士报》的报导以及那位米哈伊尔先生揭露战争真相的的吗？但确实有些突然，我事前竟然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也是，难不成真的是有人临时起意？我前段时间一直在乡下待着，确实是通过报纸和其它一些东西来了解这场战争。情况真的有报纸上说的那麽糟？」
「当然，或许还要更糟一些————」
「对了，那部是不是已经要完结了？我看似乎已经没剩几个人了——转折在哪里？莫非那个保罗接下来要成为英勇的战士，立下战功，然後满身荣誉的回到英国？」
「我也在等呢————等等，先不说这种事情了！还是好好想想等下应该怎麽投票吧！」
「我对这一届政府的印象就是无可救药————」
在这场决定这一届政府命运的辩论当中，反对党能用的素材简直无穷无尽，甚至还有人背诵了不少段落，而首相阿伯丁仍然在试图辩解，开始说困难是巨大的，这是长期和平後突然开战的必然阵痛，说这是体制的问题而非个人的过错————
但这样的辩解显然并不足以说服在场的众人，当辩论终结，议长如此宣布道：「赞成者请入赞成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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