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时，人人平等的思想已经传进来数十年，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已经一百多年，但还有许多人剪不掉头上的辫子、心里的辫子。
李显穆在景泰年间发起质疑天命论的学术话题，还算是恰逢其时，倘若在汉唐时期，那必然招致最强的打击。
经过宋朝的发展，明朝江南沿海发达的经济，以及元朝时宽鬆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李祺、李显穆两代孜孜不倦的传播经过改造的心学，才让这一切显得並不突兀。
但也仅仅是不突兀，如果没有人引导，这种思想討论大概率会因为政治而反覆，一直到矛盾积累到不得不变的时候才成熟。
这股风潮自李显穆出声支持后，大明高层就没有人再发言过，而是正常在处理各种具体的军国事务。
但官场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一眾公卿都在关注民间言论的风向。
以及，看看谁会被触及底线，而忍不住跳出来。
李显穆自然更隨时关注著这股舆论风向，他要在三十年內，將这股舆论培养到一定程度，从根本上削弱皇权，为內阁制度授权，一种皇帝也收不回的权力。
“父亲，前些时日，儿子和韩国公传信商议此事。
如今民间士林大致討论到了民、天之分，再往深入去討论的话，目前只有江南一些学派敢说话，而且研究最深入，但明显是存在顾虑的。
但从各方面的讯息中，江南各大学派，对这一次的討论，表现出来了极其积极的信號，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和父亲见面，以確认父亲的態度。
从韩国公的来信中，大致能確认一件事，只要父亲真的表明態度，他们愿意做衝锋之人。”
李辅圣的语气中带著深深的感慨。
倘若放在三十年、四十年前，怎么可能知晓有今日呢？
李氏和江南的缘分不浅，甚至可以说，整个李氏的起势就是踩著江南上来的，从李祺、李显穆、李辅圣，每一代人都把江南当作名望提款机，反覆刷。
但又不得不承认，江南能做垫脚石、提款机，是有原因的，那里的確是天下儒生匯聚
之地，遍布府县的书院，远超其他地区的读书氛围，都让那里为天下读书人不容忽视。
自从大明开海，江南更是成为海外匯聚之地，来自日本、交趾、婆罗洲的商人，以及来求学的人，层出不穷。
繁茂的商业发展甚至在渐渐改变经济模式，民间谚语“苏常熟，天下足”，是形容长江中下游平原供给粮食之多，而如今正渐渐往湖广转移。
民间感受还不是很大，但朝廷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间，江南地区粮食產量下降了大约两成，而纺织、养桑等，则大幅增加。
根据官商总理衙门上报的数据，江南三大织造局所招募的织工，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倍，平均每年为朝廷带来大约两百万两的收入，是如今官商总理衙门麾下的二十几个官商集团中，为朝廷赚取最多的集团。
商业的繁荣、妇女大量参与工作，自然而然带来思想上的变化。
曾经的江南是理学最顽固的堡垒，乃至於各种规矩的发源之地，给李祺、李显穆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继而在李氏得势后，给予江南士大夫连番打击。
但时移势迁。
伴隨著江南劳动密集型產业的出现，由於壮劳力需要种地，这是国之根本不容动摇，但是男耕女织本就是传统，官商、民商，都需要招募大量妇女。
但宗族將大量女人束缚在家族內部，影响了自由流转，导致这一套不能成行。
多有趣，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化，江南地区那些需要大量人力的商人，以及各大官商，都迫切需要破除宗族影响。
这和心学不谋而合，与李显穆的想法也不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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