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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文豪》

第668章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至於对夏,因为有大顺城之战作为前提,取得的外交成果要更加辉煌一些,李谅祚亲笔写就国书,向官家致歉,承认自己御下不严导致嘉宁军司的边将擅起边衅,希望大宋能够予以原谅。

    当然了,这话就是骗鬼的。

    不过即便如此,求和的态度也算是摆到位了,双方旋即正式结束了短暂的交战状态,重新恢复和平。

    夏国嘉宁军司所部兵马已从金汤城、白豹城等处撤回原驻牧地,各城池寨堡的留守兵力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同时因为交战状态结束,大宋这边,沿边三十里内的蕃部熟户也已陆续返回了旧寨。

    而大宋方面对夏明显比对辽有心理优势,在谈判中,对榷场贸易和青盐禁运两方面都咬的很死。

    李谅祚被迫承诺不再袭扰横山沿边熟户,亦不再招降番部,大宋方才同意了暂时恢复边境上的榷场贸易,不过这也是只是暂时恢复,是否完全恢复,要视夏国接下来的态度而定。

    但在大宋内部,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又爆发了新一轮的争吵。

    司马光上了一份奏疏。

    这份奏疏很长,从头到尾没有提国债,却通篇都在论「信」。

    他引经据典,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论语》的「民无信不立」,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洋洋洒洒数千言,最後归结於一句。

    「朝廷之信,不在帐册之详、不在张榜之频,而在朝廷之政,是否以民为贵。若朝廷以民为贵,则不借国债,民亦信之......今日朝廷发国债以纾民困,固是不得已之举,然国债之偿,终究要靠来年之税入,来年之税入,终究要靠百姓之膏血。朝廷今日借民之财以救民,明日取民之财以偿债,救民乎?剥民乎?」

    虽然读着会血压飙升,但司马光的有些话,还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认为国债是朝廷向百姓伸手借钱,然後用百姓自己的血汗钱去还,而这笔钱不是朝廷挣来的,实则是朝廷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所以发国债的本质,是在透支未来的民力。

    这个逻辑并非全然无理。

    司马光的担忧则在於,国债偿债的「锚」在将来税入增长,而这个「增长」必然来源於对百姓更充分的汲取。

    所以发国债跟加税,在本质上有啥区别呢?

    但问题是,眼下朝廷面临的根本矛盾,不是未来会不会汲取百姓膏血的问题,朝廷就算没发国债,就不汲取百姓膏血了吗?当然也汲取。

    而且,不发国债,眼下饥荒这一关就过不去,饥民要麽饿死、要麽造反,不管哪样,对百姓的伤害都远比未来被朝廷汲取膏血要大得多。

    更何况,从「开源」的角度来看,其实司马光的立论前提就不成立,因为大宋不仅是对内通过徵税获取财富,更可以在未来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富。

    所以陆北顾不仅并不打算写奏疏去反驳司马光,反而亲自去建议富弼不要在朝会上公开批驳。

    「司马君实所论,并非无理。」

    陆北顾说道:「若朝廷发债成瘾,年年发、层层发,债滚债、息加息,最终确实会如他所言,变成朝廷向百姓伸手的无底洞。所以这笔国债,必须只发此一次的非常之举,待朝廷渡过难关便立即停止,永不再发......唯有这样,国债才不至於沦为後世子孙的枷锁。」

    富弼沉默了片刻,只说了这一句。

    「司马君实是君子。」

    陆北顾知道富弼的意思。

    君子论政,往往只论是非,不论利害。

    司马光那封奏疏,通篇论的是「信」与「民」,这是是非之辩,而富弼与陆北顾在此事上的抉择,从来不是基於是非,而是基於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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