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河工，并非在黄河上讨生活的工匠，而是专指黄河两岸的护堤民夫。

    旧明本有一套完备的河工制度：田亩佥派，按地出丁。冬闲备料，开春固堤，夏秋巡河，世代沿袭。两百多年，虽有小患，却不曾大乱。

    朱慈炅登基后，这套东西开始被撬动了。

    早在朱慈炅刚继位还在北京的时候，他就加强了汛兵巡河制度，目的自然是加强中央对河道工程的全面控制。

    其后，朱慈炅又推出财富下沉，培育民间市场，在全国大面积铺开“雇工制”，甚至明确废除了劳役制度。

    重启新政好不好？广义上肯定是好，但具体到河工就出大问题了。任何一项成熟的政策，只要它还能运行，哪怕是坨屎，也要让它继续运行下去。

    朱慈炅的新政对黄河大堤维护几乎没有明显帮助，对归德府的河工家庭却是致命打击。河工生活的确辛苦，但他们都习惯了，每年固定时间上堤，已经是维持他们生活的必需。

    前几年，按照大明的行政效率，对河工生活影响还不明显。今年，徐州决堤了，朱小皇帝来了，对他们的影响就成了致命的，汹涌的雇工抢走了他们的活计。

    “活计”二字在大明可不只是工作的意思，而是真正的谋生手段。冒襄在虞城就遇到了很多河工家庭，隐形的福利没有了，家里有壮丁的还能竞争雇工，但健妇和老人，河上不要了。

    如果冒襄没有接触过他们的生活，只是坐在漂亮的值房里喝茶看报，他还可以说这些都是必要的阵痛，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但他见到了这代价、这阵痛。

    他随后也打探清楚了，归德府的河工额定九千一百二十户。这已经不是小数目了，这些人九成以上都受到了影响。

    河工们知道不能在河道两边取土，知道要挖多深取用黏土，知道如何备料如何打桩等技术细节，讲起一代代传承的经验，那是头头是道。

    但现在的雇工根本不管这些，在朝廷的激励制度下，那叫一个又快又好看，稳不稳当没有人关心，反正出了事是那些半懂不懂的检测验收人员的事，他们就是来挣钱的。

    当冒襄讲完他发现的河工问题，讲述河工悲惨生活时，啃羊肉的声音都没有了。这群自诩为大明新精英，时代先锋的读书人，集体沉默了。

    朝廷花了大价钱，可是却没有让基层百姓的生活变好。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在冒襄没有看到的地方，肯定有人生活变好，但他们的好是让一个大群体生活变得更差了。

    张若化甚至在想一个哲学问题，钱去哪了？这个事怎么搞得像是损弱者之利，扶强者之利一样了。他皱着眉头，在思考个体和集体的关系。

    朱之瑜握着酒瓶，递到嘴边，不像要喝酒，却像在嗅果酒的酸气。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虞城有郝、党两河工以身堵决口，朝廷敕封将军，立庙世受香火，朝廷不能寒了河工的心。

    岳虞峦提笔记录，斟酌良久才开口。

    “不到万户，归德方面有没有其他办法补偿。毕竟他们确实世代为国守堤，情理上说得过去。”

    傅启光的油手捋了下胡须，他的脸色冷峻，但显然已经对这件事有了判断。

    “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可国家要富强，就不能平均。直接帮助特定的河工群体，对其他人同样是不公，朝廷要做的，是给他们公平的机会，要相信民间的生命力。

    如果真的技术好，可以去河道衙门应聘。他们每年靠河道维持生计，可他们还有土地，耕田一样可以生存。如今更是有公义田庄兜底，只要勤劳肯干，日子自然会好。

    他们今年的苦日子，不过是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河工补贴上，自己荒废了耕种造成的，吃了亏，明年就不会了。朝廷大政要持之以恒，不能一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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