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举人老爷们几乎都成了重点清算的对象。
不是被愤怒的百姓们捣毁宅院、抄家灭族，就是被罚没田产家财，一夜之间跌落云端，任其自生自灭。
甚至后来，一些相对清白的举人、秀才之家也受到了波及。
虽然后来江瀚及时叫停了这场运动，但造成的恐惧和隔阂已然形成。
不少幸存下来的，或者其他州县听说此事举人和秀才，都对江瀚的新政权充满了疑虑、恐惧甚至是敌视。
所以这次秋闱，整个四川报名参加考试的举人和秀才，只有不到四千人。
而对于这种局面，江瀚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他眼中，这些旧式文人大多思想僵化，除八股制艺外别无长处，本就是急待淘汰的对象。
一些老顽固，更是要被扫进故纸堆的垃圾。
他所寄予厚望的，正是在成都西郊新设立的“天府书院”。
那里推行的，是他精心规划的新式教育体系，强调儒学为体，实学为用，这才是未来的教育模式。
只要书院第一期试点成功，他便会下令在全川推广，逐步取代旧的儒学教育体系。
并且，对于这次秋闱，江瀚不仅更换了考试内容，同时也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制度调整。
他下令取消了录取名额的限制。
在以往的大明朝科举体系中，各级考试都有严格的录取名额限制。
以四川省乡试为例，在崇祯年间，每科录取的举人名额通常仅有六十五人左右。
而会试就更少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三百人左右，才能考中进士。
四川所属的“中卷”地区，通常只分配了十几个名额左右。
这与庞大的考生基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导致了极其残酷的竞争。
范进中举虽然是文学创作，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朝廷之所以需要设定名额限制，则是出于几点考量：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控制官僚队伍的规模，保证科举功名的“稀缺性”和“含金量”。
朝廷对官僚系统的职位空缺是有大致预估的，录取名额与官缺数量大致匹配，也能避免产生过多的候任官员造成滞留和管理难题。
而明廷实行的分地域、定额录取的政策，也能很好地平衡不同地域间的政治利益，维系广大疆域的稳定和统一。
通过科举名额分配，明朝将各地方精英统统纳入中央体系，缓解了地域矛盾。
但是，江瀚这次取消名额限制，背后的考量却截然不同。
首先第一点，便是迫切的人才需求。
四川经历战火，虽然现在初步稳定，但仍然有不少官位空缺了出来。
不少明廷官员殉国，所以江瀚急需大量受过教育、能处理实际政务的人才填充各级官府。
同时，取消名额限制，那就意味着只要考生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即可通过考试。
这为更多出身寒微、但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有助于打破旧官僚集团对地方官场的垄断。
最后，也是为了引导学风。
通过大幅增加录取人数，并配以注重实学的考试内容，大力引导四川学子的读书风气。
使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中，逐步向实用、经世的方向转变。
再加上首次全省招考，需要以一种慷慨的方式，向川中百姓和学子展示新政权的稳定性和正统性，吸引更多人投效。
所以对于这次秋闱，整个成都府的中枢机构都十分重视，并将其列为了头等大事。
而正当江瀚在成都筹备抡才大典时，邓阳和高迎祥的信使几乎是前后脚的功夫，分别将密信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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