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进来。
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隔绝了外面的光和声音。
现在，只剩下法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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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宫，女王的书房。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书桌后，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是印度事务部送来的报告，关于孟买、加尔各答最近发生的骚乱。
她读得很慢，时不时用铅笔在上面写几个字。
敲门声响起。
“进来。”
宫廷秘书约翰·布朗推门进来，鞠了一躬：“陛下。”
女王没抬头：“什么事？”
“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审判，将在今天上午九点开始，马上时间就到了。”
女王点了点头，放下文件，看着窗外。
这里的早晨很安静，草坪上结着霜，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轻轻摇晃。
布朗等了等，见女王不说话，便继续汇报：“那些冒犯王室尊严的人，今天就会得到惩罚。陛下可以放心。”
女王转回头，看着他。她的眼神很平静，但布朗感到一阵不安。
他在女王身边服务二十年了，熟悉她的各种表情——愤怒的，满意的，悲伤的，疲惫的。
但此刻这个表情，他看不懂。
“布朗，你觉得我应该高兴吗？”
布朗愣住了：“陛下，我……那些人侮辱了您，侮辱了王室，现在他们要接受审判，这当然是……”
女王打断他：“当然是什么？是胜利？是正义？还是别的什么？”
书房里安静下来。
女王站起来，走到窗前：“那些人，那些被告。他们是做什么的？”
布朗连忙回答：“酒吧老板，码头工人，缝衣女工，木匠学徒，小贩……”
女王看着这个这位近臣：“布朗，我今年六十三岁了。我当女王，四十五年了。四十五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布朗低下头：“陛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仅次于乔治三世陛下。”
女王摇摇头：“不是这个。这意味着，我见过太多审判了——叛国罪的，煽动罪的，谋杀罪的。
我签署过死刑令，也签署过赦免令。我见过人们被送上法庭，也见过人们从法庭上走下来——有的自由了，有的再也没有。
但这不意味着我要为此高兴。一个君主，如果因为自己的子民被送上法庭而高兴，那她就不是君主，是暴君。”
布朗的汗流下来了。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
女王没有看他，而是陷入了回忆当中。
她一生的统治，可以分为两段，以1861年12月14日为界。那是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日子。
1861年以前，即使在宪政之下，维多利亚也不是“统而不治”的虚君。
她会亲自参与政治，通过给首相、大臣写信，指挥亲王室的贵族议员等方式表达意见，施加压力。
1846年，首相皮尔要废除《谷物法》，议会里反对的声音很大。是维多利亚给皮尔写信，说他的决定“公正而明智”。那封信帮他稳住了阵脚，最终成功推动废除《谷物法》的提案通过。
1858年，德比勋爵的内阁试图削弱王室特权，又是维多利亚女王致函指责他们“放弃王权”，最终逼迫他们让步。
印度兵变时，当时的首相帕默斯顿轻敌，导致事态恶化，是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督促增兵。事后，人们都把“及时干预”的功劳归功于王室。
那时候，内阁做重大决定前，必须征求女王的意见。不是走形式，而是真的要讨论，真的必须说服女王。
如果女王不点头，事情就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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