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泰尼茨？
B博士就像是在说：你赢了，但你赢的方式如此卑劣，如此残忍，以至于我再也不屑于与你对弈？
朱尔·罗夏尔站住了脚步，眼睛紧紧盯着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名字，盯着那篇。
在霍乱刚刚平息的敏感时间，发表这篇，就是对以他为代表的法国正统医学的讽刺与攻击。
对巴黎的大多数人来说，霍乱不也只是一段插曲吗？死了几百个穷人，争论了一个月……
现在春天来了，公园里的花开了，谁还记得那些死在医院里的人？谁还记得阿尔勒街17号里发生了什么？
人们只是耸耸肩，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他，朱尔·罗夏尔，赢得了这场“棋局”，保住了他的权威和头衔。
只要下一场瘟疫——无论是霍乱、伤寒，或者疟疾、鼠疫——他与巴黎医学院，能继续在幕后挥动指挥棒就够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没有丝毫喜悦。反而一股怒火在他的胸腔里翻涌，像煮沸的开水，烫得令人窒息……
过了很久，朱尔·罗夏尔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的红晕褪去，重新恢复平静与矜持。
他整理了一下领结，自言自语：“愚蠢。为一个家写的故事动怒，简直是愚蠢。”
他拈起那本《现代生活》，手腕一抖，杂志就落入了办公室的垃圾桶中。
他低声告诉自己：“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还有我们，已经赢了。”
然后转身回到书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关于春季流行性感冒预防措施的报告，开始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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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巴黎第十五区，巴斯德研究所，一处重新装修过，并有着严格隔离措施的新实验室。
路易斯·巴斯德站在实验台前，俯身看着显微镜，整个人沉浸在眼中的微观世界里。
在他周围，五名研究助理各自忙碌着。
一个助手正在小心地操作蒸汽灭菌器，将一批玻璃培养皿放入其中。蒸汽嘶嘶作响，温度计的水银柱缓缓上升。
另一个助手在配制培养基，用精确称量牛肉膏、蛋白胨和氯化钠，加入蒸馏水，然后在酒精灯上加热溶解。
第三位助手在记录实验数据，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时间、温度、培养基配方、样本编号……
第四位和第五位助手并肩站在另一台显微镜前，低声交流着观察结果。
“你看这个样本，细菌数量明显减少了。”其中较年轻的助手说。
年长些的凑近目镜：“这证明氯化汞溶液在浓度为千分之一时，十五分钟就可以杀死90%以上的霍乱螺旋菌。”
“但生石灰的效果更好，千分之五浓度，五分钟就达到同样效果。”
“生石灰成本低，更适合大规模消毒。”
巴斯德直起身，看向那两个助手：“你们记录下来了？”
“是的，教授。”两人同时回答。
巴斯德点点头，走到实验台另一侧。那里整齐排列着几十个玻璃培养皿，每个都贴着标签，写着编号、日期、来源。
这些培养皿里，有些长满了乳白色的菌落，有些只有零星几点，有些则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巴斯德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令人瞩目的工作：
他们成功在实验室环境中分离并培养出活跃的“亚洲霍乱螺旋菌”，并且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种细菌的特点。
每一项发现，都让“细菌说”的证据更加坚实；每一项发现，都在动摇“瘴气说”的根基。
但巴斯德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推翻权威有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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