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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王英卓的条陈，目光落向舆图之上那片广袤无垠的南亚次大陆，朱由校的思绪渐渐飘离了眼前的军议。心底不由自主翻涌起来自后世的种种见闻，关于这片土地的种种奇闻异事，纷至沓来。
天竺，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印度，在他印象里，那真是一个奇葩的国度。
回溯近代历史，百年之后，远在欧洲的英国，仅凭数万殖民军队，再辅以就地征召的天竺土兵，便将偌大的南亚次大陆牢牢掌控在手。
自 1757 年普拉西一役奠定优势，再到 1858 年英王正式接管全境，直至 1947 年天竺脱离管控，前后长达一百九十年。
这段岁月里，英国人始终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
扶持各地土邦王公相互制衡，挑拨不同教派、族群彼此对立，再借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分化民心。区区数万远渡重洋的殖民者，竟压得数亿当地民众束手无策。
当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女皇”时，这片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度，也自此得了 “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明珠” 的名号，成为西洋列国夸耀霸业的谈资。
无数印度士兵拿起刀枪，为英国打仗，为英国流血，为英国征服其他殖民地，却从未想过反抗。
待到全球独立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候，印度的谋求自主的方式更是举世罕见。
——不是靠枪炮打出来的，是靠一个瘦弱的老人绝食、纺线、非暴力不合作换来的。
彼时恰逢二战落幕，英国国力急剧衰退，再无力维系遍布全球的庞大殖民地，几番周旋拉扯之下，天竺才借着时代大势勉强换取自治之权。
说到底，英国人不是打不过，是不想打了、打累了、觉得划不来了，这才施舍般地给了他们自由。
而甘地、尼赫鲁，这些被后世印度人奉若神明的人物，自始至终都未曾在战场上击败殖民者，他们依仗的，不过是道德舆论施压，以及英国国力衰败的现实。
印度独立那天，尼赫鲁在红堡升起三色旗，发表那篇著名的《与命运之约》演说，仿佛印度真的从此站起来了。
可实际上，站起来的印度，骨子里还是跪着的！
你不给我自由，我就饿死我自己！靠这个寻求国家的独立，说出去谁能信？
一个国家，连独立都要靠敌人施舍，还有什么资格自称“大国”？
除却近代史的无奈，天竺本土的民风与社会，更是矛盾丛生。
底层民众世代受强权与制度压迫，性情大多温顺怯懦，可骨子里又藏着一股莫名的狂妄自大。
传承数千年的种姓制度，将世人按血脉硬生生划为三六九等：
第一等‘婆罗门’执掌祭祀文教，高居万民之上；
第二等‘刹帝利’掌军政权柄，为王公武士阶层；
第三等‘吠舍’专事农耕商贸，奔走营生；
人数最多的‘首陀罗’，则世代为人仆役，终生劳作。
除此之外，还有被摒弃在四大种姓之外的 “达利特”，也就是世人口中的贱民，生来便低人一等，永无出头之日。
《摩奴法典》定下严苛规矩，不同种姓之人不得同食、共饮、通婚，阶级壁垒坚如磐石，世代难以逾越。
就这样的社会格局，他们也敢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实在荒诞。
选举的时候，高种姓让投谁就投谁，低种姓连投票站的门都进不去，这民主，怕是连大明的“与民更始”都比不上。
除却社会等级桎梏，天竺境内教派更是繁杂如麻。
本土印度教信众最多，神祇万千，祭祀仪式五花八门；而后传入的伊斯兰教声势浩大，另有锡克教、佛教、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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