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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饷的方案，在京中讨论了数月，诸多细节被反覆打磨，才被永昌帝点头通过。这里面要权衡、打磨的，可绝不止这所谓的揉搓人心的帝王之术。
恰恰相反，这个拿捏人心的方针反而是一开始便定下的，修改幅度最小的。
打击一部分，奖励一部分，最後颁发明确的优胜劣汰通道，逼着所有人顺流而上。
说白了，就是新政的常规套路罢了。
这里面斟酌时间最久，也最见诸位臣工做事火候的，其实是「赏罚」的边界。
在第一期的清洗名单中，被点名拿下的将官，未必是贪鄙数目最庞大的。
有些将官同样贪得无厌，但他们拿了银子，大把大把地花在了家丁身上，把私兵喂得饱饱的，维持住了精锐部队的战力。
这种人，只要不是天怒人怨，那反而在第一轮清洗之中会被轻轻放过。
只是清饷过後，少不得要与清饷小组单独谈谈心就是了。
而如祖大寿这般明明主动收手的人，又为何开局就被隐隐敲打？
和他的性情、能力、甚至态度都无关系。
只因他本人，就是辽东本地最大的坐地虎。
其祖辈经营多年，更盘踞在宁远这等右侧靠海、左侧临边的关要富庶之地。
论及势力与情面，就连辽东本地的进士家族都难以望其项背。
是的，纵使辽东苦寒，但依然有自己的进士家族。
如刘国缙，因贪墨辽民赈灾款、招练兵马逃散而被罢官；
又如洪敷教，卷入後金谍报案中，虽查无实据，仍被勒令闲住；
再如佟卜年则是因同族佟养真、佟养性投敌，备受猜疑弹劾，最终自缢狱中。
刘国缙，是纯粹的又菜又贪，因为招练的兵马逃散才被牵扯出贪腐大案。
而佟、洪两人，反而隐隐是受了天启朝诸党斗争的大潮波及。
毕竟辽事需用辽人，本就是熊廷弼、孙承宗的主张。
那麽从打击辽人，延伸到打击政策制定者，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而通敌这种莫须有之罪，就更是好用了。
一旦背上这种通连敌酋、查不清道不明的罪过，政治生命便彻底断绝。
到现在，辽地稍微还成气候的进士家族，便只剩下兵部驻山海关分司，职方司郎中陈民情一家。以上种种错综复杂的势力纠葛，全都来自翰林院、锦衣卫、东厂联合整理而成的《辽东各势族、各关键人物渊源查调报告》。
而何可纲，也正是得益於这份报告，才得以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
朝廷要在蓟辽推行新政，立标杆是第一要务。
这标杆第一要廉洁，不能选出个黑乌鸦来惹人笑话；
第二要能干，给了资源和兵马，就必须能打硬仗，绝不能掉链子；
第三，则是何可纲失乡的背景，能天然与散布在辽地、登莱、北直隶的几十万辽民产生共鸣，为日後反攻归乡，乃至东北大开发的舆论大势做铺垫。
而第四点……虽然未在方案中提及，但说不定反而是最重要的。
此人承蒙袁崇焕拔擢於布衣，又因参与过青城之战而与马世龙有旧交，与孙承宗的关系也算不错。再加上他出身武举，文武兼备，本就是文臣们最挑不出毛病的正途出身。
有时候，大势恰好需要一个人，而这人又恰好满足了所有的苛刻条件，这便是上天赐予的命运了。定计之时，永昌帝的那句御批，就此落到了他的头上。
「朝廷行新政，首在立信。」
「拔一人而引千万人期盼，此谓之「树之风声，以作表率，使天下英才如水之就下，自是沛然莫之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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