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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山西/山东/湖广/福建————天下十三省之中，此处乃是重中之重/尤为关键/破局之点————」这句话，在最近几日的仁智殿内，密集地响起。
但是句式相同，不代表内容完全相同。
催缴赋税、清减民困、吏治清理、筹备新政。
除了贵州以外，这是每个省份的督抚小组，共同的四项任务。
这其中的赋税与吏治这两项，是深度耦合的。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说法，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已经成为当下朝堂的政治正确。
按这套理论，大明的税，在事实上每年都绝对征够了，甚至还会多征出许多倍。
只是这些正税、杂税，甚至说血税，并没有流到中央手里。
基於这个理论，地方上收不到税，朝廷并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天灾不可预测，过去数年间徵收的新饷，也确实将天下生民压榨到了极限，地方凋敝确实是实情。
但是，收不到税，难道连贪官也查不到吗？
这位督抚，你是认真的吗？
你的意思是，在这天下乌鸦尽黑的时候，你居然能够找不到黑乌鸦？
真能在重重筛选，反覆规训，反覆方案确认之下，还能出现这等不顾自己前程的神人，朱由检也只能说个6字。
总而言之，新政的规矩其实非常清晰。
要麽交钱，要麽交头。
可以是你的头，也可以是贪官的头，二选一吧。
当然，这只是最直白的版本。
朝廷怎麽可能把这麽赤裸裸的东西，明旨颁发呢？
各种政策、各种绩效目标，仍旧是要披上一层温情脉脉、冠冕堂皇的外衣的。
若非如此，朝廷又怎麽会将一个极难量化的「减轻民困」，列为核心考核指标呢？
至於筹备新政这一项，反而最为简单。
每个省，只需选出一个大县，三个小县来开展试点。
相较於每个省至少上百个县的庞大体量，这实在算不上什麽繁重的任务。
与其说是逼着地方出政绩，倒不如说是在为後续的新政铺垫罢了。
而与之一起承担吹风、铺垫任务的，还有京中待考的六千余名士子。
等结果公布，那些落榜的人，终究要重返乡里。
他们带回去的所见、所闻，以及後续源源不断的大明时报，以及其他各种政论报刊，都会持续不断地影响整个大明。
到那个时候，才是新政的风浪，真正紮根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而抛开这些共性任务，十三省又有各自截然不同的特殊使命。
例如四川、湖广、河南这三省。
因为毗邻陕西，粮食的生产建设，自然成了重中之重。
哪怕原本不重，永昌帝也会想方设法让它重起来。
顺带着，商旅贸易的提升，多数也被列为次一级的任务。
货物流转，银钱互通。
只有这两条脉络彻底运转起来，等到陕西的旱灾真的一发不可收拾时，这种成熟的银货通道，才能在朝廷的调控下，转变为粮食通道和人口迁移通道。
这也是朱由检在陕西还未崩溃前，勉强能垫上一手的准备了。
再例如贵州。
这里是奢安之乱的绞肉机前线，更是与其他省份不同。
这场战争，起於天启元年。
而叛乱的源头————说起来和辽东也有关系。
天启元年九月，朝廷要求永宁、水西两个宣抚司，调集两万士兵奔赴辽东作战。
然而这个时间点，辽渖已然沦陷，前一波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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