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刚来接的。两人事先认识，或者通过某种渠道联系过。”
但吕志刚的手机通讯记录在当年查过了，失踪当晚的最后一条通话记录是晚上九点半，和妻子王兰的通话，之后没有任何通讯记录。
没有通讯记录，怎么约的？
除非用的不是手机。
2018年，出租车司机之间有一种常用的工具：电台。吕志刚的出租车上装了车载电台，用于接收出租车调度台的信息。
但电台也可以用来私人通话。
陆诚查了吕志刚所在出租车公司的调度记录。2018年11月失踪当晚，调度台的记录显示，吕志刚在晚上十点十五分接到过一个“私人频道”的呼叫。
私人频道不走调度系统，不记录内容，只有时间戳。
“十点十五分被呼叫，十点四十三分在翠屏路接到乘客。二十八分钟，从呼叫到到达，距离和时间吻合。”
有人用电台叫了吕志刚，让他到指定地点接人。这个人知道吕志刚的电台频率。
“电台频率在出租车公司内部是公开的，每辆车一个频段，同事之间都知道。”
陆诚调了吕志刚在出租车公司的同事名单。
同一家公司，和吕志刚同班次的司机一共八个人。当年的调查走访了其中五个人，都说不知道吕志刚那晚去了哪里。
剩下三个呢？
卷宗里标注了：另外三人当时已经离职，联系不上。
三个联系不上的人，陆诚重新开始找。
第一个找到了，现在在外省开货车，电话里说和吕志刚关系一般，不清楚当晚的事。
第二个也找到了，改行做了外卖骑手，在城东区，说了一样的话。
第三个，名叫陶斌，找了三天没找到。
手机号停用了，户籍地址查到了但人不在那里，邻居说他大概2019年初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2019年初。吕志刚2018年11月失踪，陶斌2019年初搬走。
陆诚在本子上把这两个时间排在一起。
“吕志刚消失后不久，他的同事陶斌也消失了。”
他把陶斌的身份信息提交了全国在逃和失踪人口数据库查询。
陶斌不在在逃名单里，也不在失踪名单里。他只是安静地从一个地方搬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去了哪里。
陆诚拿起电话打给了吕志刚的妻子王兰。
“王姐，你认识你丈夫的一个同事叫陶斌吗？”
王兰在电话里想了想。“陶斌？认识的，他们关系不错，以前经常一起跑车，老吕提过他好几次。”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
“我不知道矛盾的事，但是老吕出事前有段时间，他回来说陶斌最近不太对劲，老找他借钱，借了好几次，他有点烦。”
借钱。
“借了多少？”
“他没跟我说具体数，但有一次他说'陶斌又来了'，口气挺无奈的。”
陆诚挂了电话，在纸上画了一条线，从陶斌到吕志刚：同事关系，频繁借钱，电台频率互相知道。
一个欠钱的人，用电台约了债主到指定地点，然后债主和车一起出现在河滨路，车在人不在，河道里后来捞出了一把带血的匕首。
“陶斌。”陆诚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他把陶斌的照片、身份信息和现有推断整理成一份材料，提交给了省厅的“清网”专项组，附言：“建议将陶斌列为第七案重点嫌疑人，全国范围排查其目前身份和位置。同时建议在范志平电脑的客户档案中检索陶斌的照片，看是否在其客户名单内。”
三天后，省厅回了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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