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两个啤酒瓶底。
林砚突然想起什么：“阿姨，您知道二十年前红星技校的张医生吗？”
老太太推了推眼镜：“张淑敏？知道啊，她丈夫以前是这的邮递员，姓刘，后来得了肺癌走了。张医生辞职后，好像跟儿子去了深圳。”
“您有她的地址吗？”
老太太翻了翻抽屉，拿出一个褪色的通讯录：“找找看…… 喏，这里，深圳市南山区 XX 路 XX 号，刘建国收。刘建国是她儿子，当年跟我家小子是同学。”
林砚把地址抄在笔记本上，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她买了个信封，想了想，又买了本信纸。
回到临时住的旅馆，林砚坐在桌前，对着信纸发呆。她该怎么跟张医生说？说她在废弃的技校里找到了赵磊的遗物？说那场爆炸可能是谋杀？
窗外的蝉鸣很吵，像无数根针在扎耳朵。林砚想起陈阳蹲在锅炉房里捡模型零件的样子，想起赵磊在录音笔里清亮的声音，终于拿起笔。
她没有写得太直白，只是说自己偶然发现了一些关于红星技校的旧物，其中有赵磊当年托付的东西，希望能亲手交给她。信的末尾，她留了旅馆的电话。
寄信的时候，林砚在信封上贴了三张邮票，好像这样就能让它飞得快一点。老太太看着她笑：“现在年轻人都用微信了，很少有人写信喽。”
“有些事，还是白纸黑字更稳妥。” 林砚说。
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林砚去了趟镇上的档案馆。档案管理员是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听说她要查 2005 年的事故报道，翻了半天，找出一叠泛黄的报纸。
“喏，就这一篇。” 老头指着《红星镇日报》的角落，“当时说是设备老化，操作失误，一笔带过。”
报纸上的照片是事故后的厂房，只剩下断壁残垣。报道里提到了三名遇难学生的名字：赵磊、马涛、周亮。提到陈阳时，只写着 “重伤，正在抢救”。
“那后来有调查结果吗？” 林砚问。
老头摇摇头：“听说上面派了人来，但没下文。王科长那年年底就调去县里了，校长也退休了，拿着退休金去海南养老了。” 他压低声音，“听说赵家不服，去上访，被压下来了。”
林砚把报纸上的名字抄下来，指尖有些发凉。她想起那个烧焦的日记本，或许里面记录的不只是少年心事，还有更多被掩盖的细节。
第四天下午，旅馆的老板娘喊她：“有你的电报！”
林砚愣了一下，现在还有人发电报？接过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速来深圳，张淑敏。”
字迹很潦草，像是写得很急。林砚的心提了起来，她立刻去邮电所订了去深圳的火车票，然后给陈阳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找到了张医生的地址，会尽快把消息带回来。
寄完信，她站在镇上的路口，看着夕阳把远处的技校轮廓染成金色。她突然很想再见陈阳一面，告诉他，那些被封存的秘密，很快就要重见天日了。
但她没有回去。她知道，有些路必须一个人走，就像陈阳守在技校里的这些年，就像赵磊当年决定站出来的那一刻。
火车启动时，林砚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银色的盒子。盒子里的图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烫，像是有生命在里面跳动。
她想起相册里 88 级的毕业生们，想起他们在槐树下的合影，想起照片背后那句被磨得模糊的话：“我们的青春，要像机床一样，精准而坚定。”
深圳的夏天比北方更湿热，空气里弥漫着海水的咸味。林砚按照地址找到那栋老式居民楼时，已经是傍晚了。楼道里堆着杂物，墙上布满青苔，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
三楼的门虚掩着，林砚敲了敲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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