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是草案太好了。
好到让他感到不安。
作为历经隋唐两朝、参与制定无数制度的老臣,房玄龄太清楚一套好的制度该是什麽样子。
眼前这份草案,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既考虑了现实可行性,又着眼长远稳定性。
更难得的是,它触及了一个历代王朝都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一如何约束朝廷的支出欲望。
从汉武帝的算缗告婚,到隋炀帝的无度徵发,历史反覆证明,没有约束的财政权力必然导致灾难。
而这套制度,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但房玄龄看到的,不止於此。
他看到的是这套制度背後的权力重新分配。
预算编制权在民部,但审议权在由宰相领衔的会议,批准权在皇帝,执行监督权在度支官,事後审计权在独立机构————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方能独自决定财政事务。
包括皇帝。
房玄龄放下草案,揉了揉眉心。
他想起李逸尘这个人。
这个年轻人,正在用一套套制度,悄然改变着这个帝国的权力结构。
从贞观学堂培养新式官员,到报纸引导舆论,再到现在的财政预算制度————
每一步都看似温和,每一步都理由充分,但每一步都在重塑规则。
陛下肯定会看到这套制度对巩固大唐基业的价值,但他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选择不去看,这套制度对皇权的潜在约束。
这不是坏事。
房玄龄对自己说。
作为臣子,他当然希望皇权有所约束,希望制度能保证帝国稳定,不至於因一两个昏君而崩溃。
但这改变太大了,太深了。
他能够想像,当这套制度真正推行时,会遇到多大的阻力。
那些习惯了自由支配钱粮的地方官,那些靠财政模糊地带谋利的胥吏,那些不愿意被审计的衙门————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抵制、扭曲、破坏。
甚至朝中重臣,包括他自己,真的愿意接受这麽严格的财务监督吗?
房玄龄苦笑。
他知道答案。
没有人喜欢被监督,尤其是当权者。
但有些事,再难也要做。
因为这是为了大唐。
接下来的几日,朝堂上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先是几位御史台上书,称赞太子「近来勤於政事,多行便民之策」,将盐政、报纸、
钱庄等事一一列举,最後归结为「皆陛下教导有方,太子仰承圣意」。
接着是几名与世家关系较近的中层官员上书,称颂太子「有陛下教导,将来必为明君」,甚至用了「千古储君典范」这样的词句。
然後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贺表,内容大同小异—一夸太子,赞陛下。
起初,李世民还颇为欣慰。
太子有长进,他这个做父亲的脸上有光,朝廷也後继有人。
但奏疏越来越多,措辞越来越夸张,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尤其是当一份奏疏中写道「太子仁德英明,天下归心,此乃大唐之幸,陛下可高枕无忧矣」,李世民的脸沉了下去。
「高枕无忧?」
他冷笑一声,将奏疏扔在案上。
「这是在说朕可以安心当太上皇了?」
王德低头不敢言。
李世民躺坐着。
他当然知道这些奏疏背後是谁在推动——世家。
他们改变策略了。
不再直接攻击太子,而是改为捧杀。
把太子捧得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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