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船尾抽烟，娘在岸上喊她回家吃饭。她正要应声，船忽然一晃，梦就碎了。

    她睁开眼，天已经亮了。小火轮拉着汽笛，缓缓驶进沪上的码头。

    阿贝站在甲板上，看着眼前的景象，一时间忘了呼吸。

    码头大得没有边际。水泥的栈桥一排连着一排，铁壳轮船、小火轮、木帆船挤挤挨挨地泊在岸边，桅杆密密麻麻地戳向天空，像一片钢铁的森林。码头上人头攒动——搬运工光着膀子扛着比她人还高的麻袋，穿制服的巡捕拿着警棍在人群中穿梭，穿绸衫的商人站在栈桥上指挥卸货，报童举着报纸扯着嗓子喊号外。空气里混着机油味、鱼腥味、煤烟味，还有一种阿贝说不出来的味道——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城市本身的气味，混凝土和沥青混在一起，被太阳晒热了以后蒸腾出来的味道。

    她从跳板上走下来，脚踩上沪上的土地时，膝盖微微发软——坐了一夜的船，腿还有些飘。她把包袱往肩上掂了掂，深吸一口气。

    沪上的风跟水乡不一样。水乡的风是软的，潮的，带着芦苇和菱角的气息。沪上的风是硬的，干的，裹挟着无数陌生的声音和气味，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点也不温柔。

    但阿贝不怕风。

    她沿着码头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打听绣庄的所在。问了三个人，一个没理她，一个说不清楚，第三个是拉黄包车的车夫，操着一口沪上口音叽里咕噜说了一串，阿贝连蒙带猜听懂了大致方向。她谢过车夫，背紧包袱，沿着他指的路走去。

    走过了三条街，两边从仓库变成了商铺，再往前走，商铺也渐渐少了，路面变窄，房屋变矮。阿贝找了半日，腿都走酸了，才在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找到几家挨在一起的绣庄。铺面都不大，门口挂着各色绣品，有苏绣的精致，有湘绣的浓艳，也有本地绣娘做的日用绣活。

    阿贝走进第一家，掌柜的抬头扫了她一眼——一个穿蓝布衫的乡下姑娘，脸被江风吹得红扑扑的，怀里抱着个粗布包袱——眼里的兴趣就淡了大半。阿贝打开包袱，把绣品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柜台上。掌柜的随手翻了翻，点了点头说了句“手艺还行，但料子太次，这种货我们收不了”，把绣品推回来，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阿贝没有争辩，默默把绣品重新包好，出了门，走进第二家。

    第二家的情况差不多。老板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态度比第一家掌柜的和气些，仔仔细细看了阿贝的每一幅绣品，最后叹了口气说：“小姑娘，东西做得好是好，但我们这边走的都是平价货，你这个手艺放我们店里卖不出价，可惜了。”

    阿贝站在街上，抬头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斜斜地打在对面房子的山墙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包袱还在手里沉甸甸的，饼还剩七张，腌萝卜吃了小半罐。腿很酸，肚子也饿了，但她不想现在就停下来。来之前她跟自己说好了——一定要找个识货的人，把绣品卖个好价钱，给爹换够吃三个月的药。

    她咬咬牙，走进了第三家。

    第三家绣庄藏在街尾，门脸比前两家都小，招牌上的字也有些褪色了，铺子里只有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正趴在柜台上打瞌睡。阿贝在门口站了站，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敲敞着的门板。老头一个激灵醒过来，老花镜滑到鼻尖上，眯着眼打量了她片刻。

    “进来进来，别站在门口，挡光。”他招手。

    阿贝走进去，把包袱放在柜台上，打开。老头慢吞吞地戴上老花镜，拿起一幅帕子凑到眼前看了看，又拿起一幅扇面对着光看了半天。他看了很久，久到阿贝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才把老花镜摘下来，看着阿贝。

    “你这绣工，跟谁学的？”

    “跟镇上的陈婆婆学了几年，后来自己也瞎琢磨。”阿贝如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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