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往亮处走去。
又走了两条街，终于遇上一个拉黄包车的老车夫。老车夫五十来岁，脸晒得跟酱鸭一个色，听她问路，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叹了口气。
“小姑娘，侬刚从乡下来啊？福熙路在法租界，离这儿远着嘞，走路要一个多钟头。这么晚了，侬一个人去那边做啥？”
“我要去找一家绣坊。”阿贝说着，又补了一句，“我是绣娘。”
“绣娘？”老车夫又看了她一眼，这回目光里多了一丝好奇，“这么小的绣娘？几岁了？”
“十六。”
老车夫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今朝夜了，绣坊早关门了。侬去也是白去。这附近有条老街上有个小客栈，老板娘我认得，价钱公道，一个铜板一宿，还管一碗粥。侬要是不嫌，我拉侬过去？”
阿贝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铜板，硬硬的几枚硌在手心。她说：“远不远？”
“三条街。”
“那我走过去。”
老车夫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嘲讽，倒像是看穿了她那点小心思之后的无奈：“上来吧，不收侬钱。”
阿贝愣住了。她活了十六年，除了养父母之外，几乎没被陌生人善待过。黄老虎那号人让她知道人心的险恶，镇上的收税官让她知道权力的冷漠，码头那个拉客的女人让她知道贫穷会被怎样轻贱。可现在，这个素不相识的老车夫，说要免费拉她三条街。
“上来呀。”老车夫拍了拍车斗，“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刚到沪上的时候比侬还惨，睡过桥洞。上来吧，三条街的事，不值当几个力气。”
阿贝上了车。车斗很破，坐垫上的棉絮从破洞里钻出来，但对她来说，这破车斗比任何一辆汽车都贵重。她攥着包袱坐在车斗里，看着老车夫的背影在街灯下一明一灭，鼻子酸酸的，但这次不是因为害怕。
客栈果然不大，藏在一条小弄堂里，门脸窄窄的，挂着一盏旧旧的纸灯笼。老板娘姓沈，是个五十出头的胖妇人，见老车夫带了个小姑娘来，二话没说就把楼上一间小阁楼腾了出来。
“老周带的人，我就不多收钱。一个铜板一夜，粥在灶上，自己盛。”沈老板娘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一边说一边拿抹布擦楼梯扶手，“不过热水只供到亥时，过时不候。”
阿贝这才知道老车夫姓周。她朝周师傅鞠了一躬，周师傅摆了摆手：“侬争气点，以后发达了，记得请我吃碗面。”
说完他就拉着车走了，车轱辘碾过青石板路面，咕噜噜地消失在弄堂深处。
阿贝站在客栈门口，一直看着他消失的方向，直到沈老板娘喊了她第三遍才回过神来。
阁楼很小，小到站在中间伸开双臂就能碰到两边的墙。一张木板床、一张三条腿用砖头垫着的桌子、一把歪歪扭扭的竹椅，桌上搁着一盏煤油灯，灯罩擦得锃亮。窗户只有巴掌大，推开往外看，弄堂里的晾衣竹竿横七竖八，把月光割成了碎块。
但阿贝觉得这是她见过最好的房间。
因为她今晚不用睡大街了。
她把包袱放在床上，打开蓝布，取出那幅没绣完的《江南春晓》仔细检查了一遍。还好，一路颠簸，绣面没有刮花，丝线也没有受潮。她又检查了针线包，十三根绣花针一根不少，每一根都用油纸仔细包着。丝线也分门别类地捆好，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那是秀娘去年过年时给她买的，盒盖上画着一枝梅花。
然后她摸出随身带的干粮袋，里面还剩半个烧饼。那是秀娘在她出门前往包袱里塞的，硬得能砸人。她把烧饼掰成两半，一半重新包好留着明早吃，一半就着白开水小口小口地啃。饼很干，咽下去的时候喉咙生疼，但她吃得很认真，连掉在桌上的芝麻都用指尖粘起来送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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