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但她没有哭。她蹲下来，跟阿贝一起把养父抬进屋里，烧水、擦血、上药、包扎，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一直到夜里，阿贝起来上茅房，路过养父母房间门口，才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吵醒了谁。阿贝站在门口，指甲掐进掌心里，没有推门进去。
她回到自己房里，把包袱打开，开始收拾东西。
第二天一早，她站在养父母面前，说：“爹，娘，我要去上海。”
养父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她。他嘴皮动了动，想说“不许去”，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女儿跟他一样倔，一旦做了决定，十头水牛都拉不回来。况且，他的伤确实需要钱治，镇上的郎中说，骨头的伤得吃好的，还得配上几味金贵的中药，没有几十块大洋下不来。几十块大洋，够他们全家吃三年。
养母也没拦她。养母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走进里屋，翻出了那块藏了十六年的玉佩。
“这是你亲爹亲娘留的。”养母把玉佩放进阿贝手心里，玉佩上还带着箱子底的凉气，“去了上海，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拿着这个去找你的亲人。大户人家，总不会不管你。”
阿贝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骨节发白。
“我不找他们。”她说，“我去挣钱，挣够了就回来。”
养母没有说话，只是把她揽进怀里。那是阿贝记忆中，养母第一次这么用力地抱她。这个一辈子在水上讨生活的女人，骨头硬，脾气硬，从不轻易掉眼泪，从不轻易说软话，但她抱女儿的手在发抖。
乌篷船在河上走了两个时辰。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雾气驱散了，河面上铺了一层碎金。两岸的村庄渐渐多了起来，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偶尔能听见公鸡打鸣和狗叫。再往前走，水面越来越宽，船只也越来越密，有运粮的漕船，有载客的渡轮，还有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兽在沉闷地呼吸。
阿贝知道，快到了。
养父把船靠在一个小码头上。这个码头比清水镇的大得多，石砌的岸墙有两层楼那么高，岸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拉车的、扛麻袋的，每个人都在扯着嗓子喊话。空气里的味道也变了，不再是水草的清香和油菜花的甜腻，而是煤烟、汽油、炸豆腐和汗臭混在一起的复杂气味。
阿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就是上海。
“到了。”养父把竹篙收回船上，蹲在船尾，没有站起来。
阿贝从船头跳上岸。脚落在石板地上的时候，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在船上摇摇晃晃了两个时辰，猛地踩上平地，反而有些不习惯了。她从包袱里把那两颗鸡蛋摸出来，放在船板上。
“爹，娘，鸡蛋你们留着吃。”
养母看着那两颗鸡蛋，嘴唇哆嗦了一下。她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了阿贝一遍，目光从阿贝梳得整整齐齐的辫子移到那身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衣裳，最后落在她脚上那双打了两块补丁的布鞋上。
“到了大上海，穿新鞋。”养母的声音终于有些发颤了，“旧的这双……别扔。新的硌脚的时候，换着穿。”
阿贝低头看了看脚上的旧布鞋。这双鞋她已经穿了两年了，鞋底磨得薄薄的，左脚大脚趾的位置已经快磨出了一个洞。鞋面上有两块颜色略深的补丁，是养母去年冬天缝上去的，针脚歪歪扭扭的——养母的针线活一向精细，那两块补丁却缝得格外难看，因为那是她半夜里就着一盏快灭的油灯赶出来的，第二天一早就要让阿贝穿着去赶集。
“我知道了，娘。”阿贝蹲下身，把新布鞋从包袱里拿出来，摆在船板上。她脱下旧布鞋，露出两只被河水泡得发白的脚。她拿起右脚的新鞋往脚上套，鞋口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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