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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的农历二月，一艘乌篷货船在苏州河上漂了整整四天，终于在傍晚时分靠了十六铺码头。阿贝蹲在船头的麻包上，怀里抱着一个粗蓝布包袱。包袱不大，里面装了三样东西：一块换洗的粗布褂子、一双刘氏纳的千层底布鞋、还有王举人写的那封引荐信。信纸用油纸裹了三层，压在包袱最底下，她隔一会儿就要伸手去摸一摸，摸到那层油纸硬硬的还在，心就安了。除此之外，她身上只有一个绣绷、两团丝线、几个铜板，和那半块从小挂在脖子上的玉佩。
玉佩她从不摘下来。刘氏说捡到她的时候这东西就塞在襁褓里，是大户人家的东西，让她收好了，将来也许能凭这个找到亲生爹娘。阿贝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亲生爹娘”——在她心里莫老憨和刘氏就是爹娘，太湖边上的茅草屋就是家。但这块玉她一直贴身戴着，绳子换了好几茬，玉却越戴越亮，贴着皮肤的那一面温润如脂，上头刻着一朵她叫不出名字的花。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她就攥着那块玉，凉凉的石头贴着掌心，像是攥着另一个自己的手。
船工老孙头喊了一嗓子：“到了！十六铺，下船的赶紧！”
阿贝从麻包上跳下来，腿有点麻，在船板上跺了两下才缓过来。她抬头望了一眼岸上——然后整个人愣住了。
她没见过这么多人。
十六铺码头是民国初年上海最繁忙的水陆码头，苏州河与黄浦江在这里交汇，来来往往的船只挤得像是下在锅里的饺子。岸上更是人山人海：扛麻包的苦力赤着上身，脊背上的汗水在夕光里泛着油亮的光；卖香烟的小贩举着木匣子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嘴里喊着“大前门、老刀牌、三炮台”；穿绸衫的商人站在台阶上跟船老大讲价，旁边蹲着一个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还有几个烫了卷发、穿着开叉旗袍的女人，撑着洋伞从马路边婀娜地走过，阿贝从来没见过女人露出那么大一片胳膊。
空气里全是她没闻过的味道：煤烟味、汽油味、江水腥味，还有远处不知道哪家馆子里飘出来的生煎包子的焦香。那香味像一只无形的手，勾着她的鼻子一路往岸上拽。她这才想起来自己带的两个杂粮饼子在昨天就吃完了，肚子已经空了一整天。她咽了口口水，把包袱抱得更紧一些，踩着晃晃悠悠的跳板上了岸。
她站在码头边上的台阶上，不知道往哪走。
王举人的信上写了一个地址——南京路后面一条叫“石皮弄”的巷子，信上还说那家绣坊叫“锦霞庄”，老板姓沈，是他二十年前在京里认识的朋友。可“南京路”在哪？“石皮弄”又在哪？阿贝站在那儿，看着面前像蚂蚁窝一样涌动的人群，第一次觉得太湖太小了。
“小姑娘，去哪儿？坐黄包车不？”一个车夫拉着车小跑过来，笑嘻嘻地打量她。车夫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对襟褂子，脖子上搭着一条分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的毛巾，脸上全是殷勤的笑。阿贝还没开口，他又补了一句：“两毛钱，送到地方。”
阿贝把包袱往怀里搂了搂。她身上总共只有七个铜板。
“我走路。”她说。
“哎呀，上海大得很，你走路走到天黑了都找不到地方。一毛五？一毛？”
阿贝摇摇头，抱着包袱钻进人群里跑了。她在水乡的田埂上跑惯了，步子轻快得像只水鸟，一眨眼就把车夫甩在后面。车夫在后头喊了一声“哎哟，这小娘鱼”，摇着头又去拉别的客人了。
她边跑边想：上海太大了。大到让她害怕，也大到让她兴奋。害怕是因为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兴奋是因为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她。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被捡来的野孩子，没有人会用那种“哎呀那个捡来的丫头”的语气在背后议论她。她可以重新做一个人——做她想做的那种人。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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