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贝贝就醒了。

    阁楼的窗户开着一道缝，晨风混着苏州河的味道灌进来——不是水乡那种清甜的、带着芦苇香的风，是沪上特有的、裹着煤烟和油墨气的风。她在水乡生活了十八年，闭着眼睛也能从风里闻出季节。现在来了沪上快一年，她已经学会了从沪上的风里闻出别的东西——哪个方向是码头，哪个方向是纱厂，哪个方向是法租界的面包房。

    今天风里有铁锈味。闸北的方向。

    她翻身下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两块玉佩。昨夜睡觉前她把龙凤两半用红绳系在一起，打了个死结。现在两块玉好好地贴在一起，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青色。她将红绳挂在脖子上，玉贴着胸口，凉的，但很快就会焐热。

    楼下传来黄包车的铜铃声。

    贝贝推开窗户往下看。齐啸云站在绣坊门口，果然换了一身衣裳——灰布长衫，黑布鞋，头发也没抹发油，看起来像个洋行里的小职员。他旁边站着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姑娘，头发编成一根辫子垂在肩上，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袱。

    贝贝愣了一下才认出来那是莹莹。她今天没穿洋裙，换了最普通的蓝布旗袍，脸上也没擦粉，站在齐啸云旁边像是换了个人。

    “贝贝姐！”莹莹仰起头冲她招手，声音压得很低，但眼睛是亮的。

    贝贝三两下洗漱完，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布衫，把裤脚扎进布袜子里，蹬上黑布鞋。这一身是她在水乡划船时的打扮——利索，跑起来快。

    她从楼梯上噔噔噔跑下去，推开绣坊的门。齐啸云看见她，嘴角动了一下。

    “你们姐妹俩倒是心有灵犀。”他说。

    贝贝低头看看自己的靛蓝布衫，又看看莹莹的蓝布旗袍，也笑了。

    “走吧。”

    闸北在沪上北边，和租界隔了一条苏州河。河这边是法国人的梧桐树和红砖洋房，河那边是密密麻麻的棚户区和厂房烟囱。三个人坐了两辆黄包车过桥，桥面上已经挤满了推独轮车的、挑担子的、赶早班的纱厂女工。过了桥，路就变了样——柏油路变成了煤渣路，煤气灯变成了光秃秃的电线杆，空气里的面包香变成了煤烟和碱水味。

    齐啸云让车夫在火车站外面停下。三个人站在路边，面前是一片低矮拥挤的弄堂，晾衣竹竿从二楼的窗户伸出来，挂满了打着补丁的衣裳，像万国旗一样在风里晃。

    “何叔住在第三条弄堂最里面。”齐啸云压低声音，“他现在用的名字不是何铭远，叫何老三。在火车站扛大包，住的是大通铺。我的人打听到，他每天中午会去弄堂口的‘老山东面馆’吃一碗光面——那是他一天唯一的一顿正经饭。”

    “你的人？”贝贝看了他一眼。

    “我爹当年留了几个靠得住的老伙计。”齐啸云没多说，把一顶旧毡帽扣在贝贝头上，“把脸遮着点。这一带鱼龙混杂，赵坤的便衣探子不少。你这张脸——你们俩这张脸——太打眼了。”

    三个人往弄堂里走。弄堂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脚下的石板路坑坑洼洼，积着隔夜的洗锅水。两边墙根下蹲着刷牙的男人、洗衣服的女人，还有光着脚在地上爬的小孩。有人在用江北话骂街，有人在屋里拉二胡，拉的是《病中吟》，弦走得歪歪扭扭，像个喝醉了的人在哭。

    贝贝走在最前面。这种弄堂她在沪上跑过太多次了——给绣坊送货、去纱厂找养母的老乡、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她知道哪扇门后面是赌场，哪个窗口有人放风，地上哪种水渍不能踩。齐啸云看着她在七拐八绕的弄堂里穿行自如，忽然觉得自己那身灰布长衫白换了——他还是个外人。

    “在这。”贝贝停在一个门洞前。

    门洞很矮，齐啸云得低头才能进去。里面是个小天井，堆满了竹筐和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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