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走的。

    湖面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像谁把一团棉花撕碎了撒在水面上，东一缕西一缕，缠着芦苇的腰。乌篷船泊在岸边，船头的小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养母蹲在船尾，把昨晚连夜烙好的饼一张一张码进蓝布包袱里，饼还带着余温，用油纸隔开，一共十二张。她把包袱口扎紧，又解开，往里面塞了一双新纳的布鞋，鞋底厚实，千层底的针脚密密麻麻。然后她又解开，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她数了又数，最后全塞进包袱夹层里。做这些的时候她背对着船篷，肩膀微微耸着，阿贝看不见她的脸。

    养父靠在船篷口，右腿直直地伸着，搭在船板上。他手里攥着一根旱烟管，没有点，只是攥着，指节泛白。他望着湖面，雾正从水上升起来，贴着水面缓缓移动，把远处的芦苇荡和更远处的湖堤都吞了进去。他忽然开口：“阿贝，你过来。”阿贝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他伸出粗糙的手，在她头顶上停了一下，然后从自己脖子上解下一根红绳，红绳上系着一枚铜钱，磨得锃亮，外圆内方，边缘被磨得薄而光滑。他把红绳系到阿贝的脖子上，和那半块玉佩并排挂在一起。铜钱贴着玉佩，发出极轻的一声“叮”。

    “这是你娘嫁过来时带的，说是她奶奶传下来的。”莫老憨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不值钱，就是个念想。你带着，到了上海，看见它就跟看见爹娘一样。”阿贝低头看着那枚铜钱，铜钱在她掌心是温热的，带着养父的体温。她想说什么，喉咙却被什么堵住了，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养父伸手在她肩膀上拍了拍，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掌心的茧子硌着她的肩胛骨，但很暖。他说：“走吧。趁雾大，船少。”

    养母把包袱递过来。阿贝接过，包袱沉甸甸的，压在手臂上。她背到肩上，抬头看了养母一眼。养母的眼睛红肿着，显然一夜没睡好，但脸上挂着笑，那笑像画上去的，嘴角在颤。阿贝忽然跪下来，在船板上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木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养母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蹲下来抱住她，把她的头按在自己怀里，手掌一下一下摩挲着她的后脑勺。阿贝闻到养母身上那股熟悉的气味，湖水的腥气、鱼鳞的滑腻、灶火的烟熏、还有衣襟上洗不掉的芡实香。这个味道她闻了十六年，从三个月大被抱回来那天起，就浸在她的骨头里。

    “到了上海，先找地方住下，别舍不得花钱。”养母的声音闷在阿贝的头发里，“找绣庄，一家一家问，总有识货的。要是……要是实在不行，就回来。莲塘的湖面再小，也容得下你一条船。”阿贝在养母怀里点头，眼泪把养母的衣襟洇湿了一片。她站起来，背起包袱，跳上湖堤。湖堤上的青草还挂着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她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养父还靠在船篷口，旱烟管举起来，朝她摆了摆。养母站在船尾，手攥着围裙的下摆，攥得指节发白。乌篷船在雾气里渐渐模糊，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边缘化开了，颜色淡了。

    阿贝转过身，大步往镇上走。她没有再回头，因为知道回头就走不了了。

    从莲塘到上海，要先坐船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从省城搭火车去上海。阿贝算过，路费花掉了养母塞给她的一半钱。火车是慢车，见站就停，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上站着、蹲着、靠着，行李架上的包袱和竹筐摞得摇摇欲坠。阿贝挤在靠窗的位置，包袱抱在怀里，一刻不敢松手。车窗外的风景从水田变成旱地，从绿变黄，又变成灰扑扑的城镇边缘。烟囱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密，天空从蓝色变成灰白色，像被谁抹了一层薄灰。

    她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蓝布工装，胸口别着一枚铜章，是纺织厂的工人。女人见阿贝一个人，年纪又小，便搭话：“小姑娘，一个人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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