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李山河一个人。
他把笔记本翻开，在孙茂林三个字下面加了一行。
再等一条线。
那条线在獾子身上。
两天后的傍晚，獾子回来了。
进门的时候带着一股酒气，脸上红扑扑的，嘴角挂着一丝得意。
“二叔，搞定了。”
李山河正在看赵立新寄来的通信部协助函的草稿传真件，抬头看了他一眼。
“坐下说。”
獾子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把棉帽子扯下来搁膝盖上。
“老刘这人好打交道，四十七了，在省委车队开了十几年车，给孙茂林当了三年专职司机。”
“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去省委大院后门蹲了半天，看见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出来，副驾驶没人，就一个司机，我骑自行车跟了一段，跟到南岗区一个小饭馆。那饭馆卫生不咋地但便宜，老刘每天下班后都在那儿吃一口。”
“然后呢？”
“我坐他边上的桌子，点了两盘菜一瓶老白干，故意把烟放桌上。他一看是中华，眼珠子就直了。”
獾子咧嘴笑了笑。
“我主动递了一根，他接了，俩人就这么搭上了。我说我是做山货生意的，来省城跑销路，他也没多想。喝了半斤白酒之后，话匣子就打开了。”
李山河把传真纸搁到一边。
“他说了什么？”
“说孙茂林最近心情不好，在家里摔了两回杯子，骂了老婆好几顿。”
“为什么心情不好？”
獾子往前探了探身子。
“他儿子孙磊，在省城太平桥那块儿开了家录像厅，前阵子被南岗派出所查了两回，说是放的带子有问题，罚了三千多块钱。”
李山河的手指头在桌面上点了两下。
“什么带子？”
“老刘说得含糊，就说不该放的带子。”
獾子压着嗓门。
“我估摸着就是那种港台的东西，这年头录像厅十家有八家偷着放。”
李山河没吭声，把这个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孙磊多大？”
“二十四，去年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不想按他爹安排的路子进机关，自己凑了点钱开了这个录像厅。老刘说孙茂林为这事儿气得够呛，骂儿子不争气，但骂归骂，派出所上门的时候还是他出面找人打了招呼。”
“打了招呼还被罚？”
“罚是罚了，但没关录像厅。”
獾子说。
“要不是孙茂林打招呼，第二回查的时候就该拘人了。”
李山河站起来，走到窗边。
外头的雪停了，巷子里的路灯亮着，光打在积雪上，泛着昏黄的颜色。
“獾子，老刘那边继续保持联系，别断。隔三差五请他喝顿酒，但不许再打听孙茂林的事了，问多了他会起疑心。”
“明白。”
獾子站起来要走，在门口又被叫住了。
“孙磊那个录像厅在太平桥哪条街？”
“老刘说在太平桥南边的永安胡同，门脸不大，隔壁是个修自行车的铺子。”
李山河点了点头。
“行，你去吧。”
獾子走了，门帘子一晃一晃的。
李山河站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
魏向前从外屋进来，手里端着一缸子热水。
“李总，獾子查到啥了？”
李山河没接水，转过身走到桌边，把笔记本翻开。
他在孙茂林的名字下面，工工整整写了两行字。
儿子孙磊，录像厅，太平桥永安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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