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明白成晨的兴奋。

    李大强提供的关於其父李老贵肇事逃逸的信息，如同一块关键拼图，严丝合缝地嵌入了他们之前的推测之中。

    刘梅、吴薇薇，再加上现在的李老贵，三个身份確认的受害者，都指向了一个清晰的模式：凶手在选择性清除那些在他眼中“有罪”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人。

    统计学上有种说法：一个例子是孤例，两个例子可能是巧合，但当第三个符合规律的例子出现时，巧合的概率就急剧降低，规律性便浮出水面，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

    刑侦工作中，这种连续的、內在逻辑一致的指向性，往往就是突破僵局的信號。

    哪怕李老贵这一例其实有点爭议，拾荒老人的死未必跟他那一撞有关，但凶手又不是真正的法官，哪里会真的如法院审判那么严谨较真？

    李老贵撞了人跑了，符合他的杀人规律，也就有了取死之道。

    这种偏执的、简化了的“正义观”，正是此类自以为替天行道者最典型的特徵。

    然而成晨却不明白李东的凝重。

    成晨的思维还停留在凶手如何获知这些隱秘的层面，他惊讶於这凶手连李老贵这么隱私的事情都知道，未免也太神通广大了些？难道真这么巧被他撞见了？否则，难不成他开天眼了吗？

    但李东却不这样想。

    他不相信巧合。

    他对凶手的职业產生了怀疑。

    要是在后世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监控的时代，他相信有很多人能做到凶手这个地步，毕竟那是一个连手机都可能偷录用户视频的年代。

    可在90年代初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纸质媒介和有限的电话线路：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凤毛麟角：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信息圈层也相对固定。

    在这样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一个人，要想同时掌握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属於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隱私，並且还是那种连其身边亲近之人都不一定知晓的、可能涉及违法或道德瑕疵的隱秘，需要何等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

    这种能力，绝非普通民眾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消息灵通人士”所能具备。它需要的是能够系统性、常態化接触到一个城市最底层、最原始的案发信息的特殊渠道。

    一个刘梅的案件，或许还可以解释为凶手是其生活圈內的熟人，机缘巧合下得知了其侄女溺亡的隱情。

    再加上一个吴薇薇，虽然巧合度增加，但仍存在一种可能性：凶手的社会关係网络比较复杂，恰好同时与刘梅和吴薇薇的生活圈存在交集。

    可是，当第三个受害者李老贵出现，且其肇事情景的目击概率极低，若仍用“熟人巧合”来解释，那这种“巧合”的叠加概率已经低到令人髮指的地步，近乎天方夜谭！

    凶手怎么可能恰好既是刘梅的“熟人”，又是吴薇薇的“熟人”，还偏偏在那个特定的早上、特定的地点，“恰好”目睹了李老贵肇事逃逸的全过程？

    这种概率，比中彩票头奖还要低！李东在心里暗忖：买彩票或许真有人能撞上这种逆天好运，但涉及连环命案，尤其是凶手行为模式呈现出高度组织化、计划性的案件，绝不可能建立在如此脆弱且一连串的巧合之上！

    那么，排除了几乎不可能的“多重熟人巧合”之后，剩下的解释，即便再不愿意面对，也变得高度可能了。

    什么样的职业或个人，能够合法、常態化地接触到城市里各类案件的第一手信息？能够接触到那些最初可能被认定为意外、自杀，或者因证据不足而无法深入追究的案件的原始资料？

    答案呼之欲出，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在李东胸口——警方內部人士。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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