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打过电话。”韦伯仁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这个房间里还藏着第三个人，“他说，郑远桥这些年不容易。背着个老子的包袱，走到哪都被人拿眼瞄着。他说不避嫌是假的，但老书记毕竟退下来了，影响不了什么。人总得有个奔头。”
买家峻没有接话。他拆开档案袋，抽出里面厚厚一叠材料。履历表、考核表、述职报告、各种复印件，按年份装订得整整齐齐。他翻到第一页，履历表上贴着一张两寸照片，照片上的人三十出头，方脸浓眉，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并不张扬的自信。
从基层规划科员做到规划局业务骨干，从业务骨干做到副科、正科，其间挂职过两个县，考核优秀。每一个脚印都踩在规划这条线上，不偏不倚，不冒进也不落后。买书记把材料翻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一页。那是一份五年前的民主测评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评语。大部分是套话——“政治素质好”“工作认真负责”“团结同事”。只有最后一行，一手很漂亮的钢笔字，写了八个字。
——“不苟言笑，原则性强。”
买家峻盯着这八个字，好像能从这八个字里看出另外的很多东西。他在基层干过，知道“原则性强”这四个字在官场的潜台词是什么——不好说话，不合群，不肯变通。这样一个干部，能一步步走到正科，不容易。
“他知道吗？”买家峻忽然问。
韦伯仁愣了一下：“知道什么？”
“知道他老子当年做过的那些事。或者，”买家峻顿了顿，手指在档案袋上敲了敲，“知道他老子当年没做，但被人说是做了的那些事。”
韦伯仁沉默了。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他知道。郑远桥当然知道。一个人背着父亲的名声在官场里走了这么多年，每一道门槛都比别人高半截，每一次提拔都比别人多等两轮，他能不知道吗？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但知道又能怎么样？他没得选。
买家峻把档案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雨后的沪杭新城，天是灰蒙蒙的蓝，远处的安置房小区外墙新刷了浅黄色的涂料，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显得格外扎眼。楼下花坛里的月季被雨水打落了好几朵，花瓣散在湿漉漉的地砖上，保洁阿姨正拿着扫帚不紧不慢地扫。
“伯仁。”买家峻头也没回。
“嗯。”
“你知道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最难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韦伯仁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买家峻也不是在问。
“最难做的，是给那些背着包袱的人——松包袱。”买家峻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座倾斜的塔，“有些人背的是犯过错的包袱，有些人背的是没犯过错但被人当作犯了错的包袱，还有些人，背的是别人的包袱。郑远桥背的，就是第三种。”
他走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档案，翻到了最后一页。档案的最后一页上，按惯例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的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郑达胥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第一栏，旁边用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原沪杭新城管委会书记、主任，2018年退休。”这行字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一划，甚至可以说过于工整了，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每一个翻开档案的人——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行字。不多不少，不藏不掖。
买家峻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房间里只有空调的低频嗡鸣声。韦伯仁坐在对面，一言不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烟盒的边角。
“通知他来报到。”买家峻终于开口了，“然后，安排一下，我想单独见见他。”
韦伯仁站起来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转过身看着买家峻，欲言又止。
“有话说。”
“买书记，常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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