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见买家峻是在三个月前的欢迎会上，他端着酒杯走过去，说了句“买书记年轻有为”。买家峻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把事做好就行。”没笑，没寒暄，没给他递烟。韦伯仁当时就觉得这人不好相处。后来发现不是不好相处，是不好糊弄。
韦伯仁站起来，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踱到窗口，往外看。小区静悄悄的，路灯底下停着一排车，有一辆车没熄火，尾灯红红的，像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韦伯仁心里咯噔一下，退后一步，拉上窗帘。他知道那车里坐的是谁——杨树鹏的人。这帮人盯他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上个月他在一次会上“不小心”说漏了一句关于安置房资金的话，杨树鹏就开始派人“保护”他。说是保护，实际上是软禁——不让他接触不该接触的人，不让他说不该说的话。
韦伯仁拉上窗帘以后，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这个家还是老样子。书柜里的假书整整齐齐，老婆在卧室里打着均匀的鼾，厨房水龙头偶尔滴一滴水，嗒，嗒，嗒。这屋子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亲手布置的，可此刻他站在其中，却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像一件被摆错了位置的家具。
他回到书桌前，拿起手机。那个没存名字的号码还在屏幕上亮着。他吸了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响了三声，挂了。他没说话，对方也没接。这是规矩——半夜三更打电话，响三声挂断，意思是“我有事找你，方便的时候回电”。
这是韦伯仁唯一能想到的联系方式。他不敢直接打过去，因为不知道买家峻的手机有没有被监听。他也不敢发短信，短信留下文字记录，那比通话记录更致命。他只能等。等买家峻打回来，或者不打回来。
十分钟后，手机亮了。不是买家峻的号码，是一个陌生号，本地的，他从没见过。他接起来，对面是买家峻的声音，很平静：“韦秘书，这么晚还没睡。”
韦伯仁的手在发抖。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买书记，打扰了。我......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
“谈今天晚上的事。谈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韦伯仁能听到买家峻的呼吸声，很稳，不急不躁，像是半夜被电话吵醒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这人的定力真是可以。
“明天上午十点，我办公室。”买家峻说。
“不行。”韦伯仁脱口而出，“不能在你办公室。也不能在市委。不能在任何......任何有人的地方。”
买家峻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更长。韦伯仁手心全是汗，手机都快握不住了。他在心里骂自己——韦伯仁啊韦伯仁，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这么紧张过？见过多少大领导，经过多少大场面，怎么跟一个比你小一轮的人打电话，手都在抖？
因为他干净。韦伯仁在心里自己回答了。因为他干净，你不干净。干净的人，不怕鬼敲门。不干净的人，连敲门声都怕。
“那你说个地方。”买家峻终于开口。
“城南老火车站，废弃的货运站台。”韦伯仁压低声音，“凌晨三点。我一个人来，你也一个人来。不要告诉任何人。”
“凌晨三点。”
“对。天亮之前，我必须回去。明天解宝华要开会，我得在场。我不在，他会怀疑。”
“好。”买家峻说完这个字就挂了。
韦伯仁放下手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刚才不是在打电话，是在跳悬崖——跳下去的那一刻才知道，不是崖底有鬼，是悬崖边上站着的那些人，比鬼还可怕。
凌晨两点半，韦伯仁出门。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夹克，戴了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这一身打扮跟他平时西装革履的形象判若两人。他老婆醒了，问他去哪，他说出去买包烟。老婆翻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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