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舱里摆了一张矮桌，桌上三样东西：一把紫砂壶，两只粗陶杯，一盏已经凉了的茶。桌角压着一张旧报纸，报纸上的字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只能勉强看出“新城”两个字。
韦伯仁上了船，动作熟练得让买家峻意外。他解缆绳的时候只用了一只手——拇指按住绳头，食指和中指一挑一抽，整个绳结就散开了，干脆利落。然后他招呼买家峻坐下，自己坐到矮桌对面，提起紫砂壶，倒了两杯茶。
茶是凉的，颜色很深，接近酱油色。买家峻端起来闻了一下，普洱，至少泡了三道以上，茶味已经淡了，但冷掉的普洱反倒有一种温润的甘甜，不张扬，不苦涩，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收进了那点余味里。
“这船是我父亲的。”韦伯仁说。他没有喝茶，只是把杯子端起来，用掌心的温度去暖那杯冷茶。“他是运河上的老船工，从十六岁撑船撑到六十三岁，一辈子没离开过这条河。八年前病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河上的钟声好听，我想再听一回’。”
远处恰好传来钟声。不是寺庙的钟，是运河对岸那座老钟楼的报时钟，整点敲一次，声音苍老而悠长，像一位喉咙沙哑的老者在深夜独自低吟。钟声贴着水面传过来，被水波拉得忽远忽近，听起来竟有几分像河神在打鼾。
“他知道我进了市委，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市里的人。”韦伯仁盯着杯子里自己的倒影，嘴角浮起一丝笑，那笑意很淡很淡，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转瞬即逝。“但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干什么。不知道他儿子每天做的事，跟他这辈子最瞧不起的那种人一模一样。他要是知道了，怕是死了都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买家峻把茶杯放下，没有喝。他等的不是故事，他等的是韦伯仁今晚约他出来要说的那些话。但他没有催促。在无数次的谈判和交锋中他学到过一个道理：人在开口说真话之前，需要先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试探，就像下水之前先伸一只脚去试水温。韦伯仁此刻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试水温。他在试自己的水温，也在试买家峻的。
“买家峻，”韦伯仁放下杯子，第一次直呼其名，“你信不信，我以前也想做一个好人。”
买家峻说：“我信。”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平得没有任何起伏，既不是敷衍也不是敷衍的反面，就是一个陈述句。在来沪杭新城之前，他调阅过韦伯仁的档案。档案里的韦伯仁跟眼前这个人是两个人。档案里写的是：韦伯仁，男，出生在运河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进入市委办公室，连续三年考核优秀，被选调至市委一秘岗位。这些履历排列整齐，每一栏都填得规规整整，每一页都盖着红色的公章，看上去无懈可击。档案里还夹着一份他写的《关于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的调研报告》，他翻过几页，数据扎实，建议中肯，不是那种为了交差而拼凑出来的官样文章。一个人能写出那样的报告，心里一定是有东西的。
但档案不会写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是从第一次帮解宝华传话开始？是从第一次收了不该收的东西开始？还是从某一次他明知道不对却选择了沉默开始？档案从来不会记录沉默。档案只记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记录没说什么、没做什么。而真-正-腐蚀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他做的那些事，正是他没做的那件事——那一次没有开口的劝阻，那一次没有签字的拒绝，那一次没有站出来的勇气。
“我信你以前想做一个好人，”买家峻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的声音稍微沉了一些，像把什么东西从深水里慢慢往上提，“但我需要知道，你现在想做什么。”
韦伯仁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恐惧——买家峻见过恐惧，恐惧是往外溢的，像杯子里的水倒多了。韦伯仁眼里的东西是往回收的，是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的那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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