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就是三年。”
买家峻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档案室那三年，他看了太多东西。”韦伯仁的声音变得更低了，“有些档案，不该归档的归档了，该归档的却消失了。有些会议纪要，记录的内容和实际开会的情况完全对不上。有些项目的审批文件，日期前后矛盾，金额左右颠倒。他一开始还想查清楚，后来发现每一条线索都通向了不该通向的地方，每一个名字背后都站着不该站的人。”
“他害怕了？”
“怕。”韦伯仁承认得很干脆，“怕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刚结婚，孩子刚出生，老婆没工作，一家三口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他赌不起，也输不起。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韦伯仁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对，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后来解宝华看上了他，把他从档案室调了出来，带在身边当秘书。解宝华这个人……怎么说呢，他很会用人的软肋。他知道那个年轻人缺什么，怕什么，在乎什么，然后像下棋一样，一步一步把人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所以你替他做了不少事。”买家峻说。
韦伯仁没有否认：“一开始都是小事情。帮他在会议上挡掉一些尖锐的问题，起草文件的时候把某些条款写得模糊一些，给某些企业开些无关痛痒的绿灯。每一次都像是踩在灰色地带，你说它违规吧，它不明确；你说它合法吧，它不合情理。我就是这么一步步陷进去的。”
病房里安静了片刻，只有监护仪发出的规律滴滴声。买家峻看着韦伯仁的侧脸，窗外的光线在他脸上勾勒出明暗分明的轮廓，一半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一半隐没在阴影中。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愿意把东西给我？”买家峻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韦伯仁睁开眼睛，转头看向买家峻，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情绪：“因为去年春天，我女儿发了一次高烧，四十度不退，送到医院查了三天，最后确诊是川崎病。”
买家峻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忽然说到女儿。
“川崎病不是什么绝症，只要治疗及时，预后很好。但前提是——及时。”韦伯仁的声音微微发颤，“我女儿运气好，住的是市里最好的儿童医院，用的药是进口的丙种球蛋白，一支三千块，一个疗程要用二十支。医保报不了，全自费。再加上住院费、检查费、后续的复查费，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
“那笔钱……”
“是解宝华替我付的。”韦伯仁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咀嚼一块苦透了的黄连，“他听说我女儿住院，二话没说就让财务打了二十万到我卡上，说是‘组织上对困难同志的关心’。我收了那笔钱，我女儿的命救回来了，但我也彻底卖给他了。”
买家峻沉默了很久。
他忽然理解了韦伯仁这个人。他不是天生的坏胚子，也不是骨子里的投机者，他只是被生活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协，等到回过神的时候，已经深陷泥沼，拔不出腿了。
“那为什么现在又变了？”买家峻问。
“因为我女儿前阵子问我，爸爸你在市委做什么工作？”韦伯仁的眼底忽然泛起了水光，他飞快地眨了眨眼睛，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她今年八岁了，开始懂事了。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总不能告诉她，爸爸的工作就是替那些当官的擦屁股，把不该办的事情办成，把该查的事情压下去。我不能让我女儿长大后知道，她吃的进口药，是她爸爸出卖良心换来的。”
他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裂开了，像一块承受了太久压力的玻璃，终于出现了第一道裂纹。
买家峻伸出手，拍了拍韦伯仁的肩膀。那只手因为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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