胳膊，发力把人从地上拉起。
女人身体发软，眼泪直往下掉。
“你先起来，慢慢说。”陆诚把人扶到屋内的木椅上坐下，松开手，退开半步。
这是间小房间，两张单人床并排靠墙放着，发白的床单上有深色水渍。
窗户开着，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气里混着一股霉味。
女人坐在椅子上，双手攥着膝盖，眼泪流个不停。
“我叫杨雪晴，”她抬起袖子擦了一把脸，声音沙哑，
“我弟弟叫杨子轩。”
“他死的时候，才9岁。”
陆诚拉过一张凳子，坐在女人对面，距离不到一米。
“从头讲。”陆诚说，“一个字都不漏。”
杨雪晴深吸一口气，胸口起伏，双手发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布包很旧，四角磨出了毛边，中间打了补丁。
杨雪晴解开绳结，小心的打开，里面放着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张黑白照片。
边缘卷曲泛黄，中间有一道折痕。
照片上是个歪头笑的小男孩，门牙缺了一颗。
“这是子轩，”杨雪晴把照片捧到陆诚面前，手指在男孩的脸上摸了一下。
“1992年拍的，就在他出事前两个月。”
第二样，是一封信。
纸张已经发脆，折痕快要断开，纸面上的墨水晕染开来，歪斜的字迹有些看不清。
“这是我爸写的，”杨雪晴的声音发抖。
“他追了五年，什么都没追到，最后郁郁而终。临死前写了这封信，让我继续找。”
“那年我14岁。”
第三样，是一沓车票和住宿收据。
票据厚厚的有几百张，皱巴巴的叠在一起，用橡皮筋捆着。最早的那张日期是1993年3月，雷城到广城的硬座票。
“这些年，”杨雪晴攥紧票据。
“我跑了17个省，143个城镇。”
“在砖厂搬过砖，在工地扛过水泥，在饭馆洗过碗。”
“攒够路费就继续找，花完了就打工，打完工再找。”
陆诚接过东西逐一查看。他随后将物件放回布包重新系好，递还给杨雪晴。
“1992年的案子，”他说，“具体讲一下。”
杨雪晴点头，开始讲述。
那年夏天，七月十五号。
杨子轩放学后没有回家。杨雪晴的母亲跑到学校，门卫说看见一个男人把孩子领走了。
那个男人叫易庚华，28岁，同村的，在镇上砖厂干活。
上个月，易庚华在砖厂偷工减料被扣了三个月工资，找老板理论不成，喝醉了酒跑来杨家闹事。
杨雪晴的父亲出来跟他理论，推搡了几下，易庚华摔在地上。
他爬起来，指着杨父的鼻子骂：“你给我等着，我让你们杨家断子绝孙！”
杨父没当回事，以为就是酒后说的气话。
两个月后，甘蔗园的护林员在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孩子的身体已经腐烂，脸部被蚂蚁啃食，烂成布条的衣服下爬满蛆虫，护林员跑出去报了警。
杨父赶到现场，看了一眼，跪在泥地里大哭。
尸体的左脚穿着一双红色塑料凉鞋，鞋带上系着红绳。那是杨雪晴亲手系上去的，说能保平安。
杨雪晴说到这里，声音哑的听不清。她双手掩面，肩膀颤抖着。
“警方后来怎么定性的？”陆诚问。
杨雪晴抬头，眼眶通红：“说是证据不足，凶手逃跑，案件挂起。”
“卷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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