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了视线。脚下的石板路湿滑，他好几次差点摔倒，都被沈墨牢牢扶住。
跑了大约十分钟，身后的喧哗声渐渐远去。沈墨在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前停下，有节奏地敲了三下：咚、咚咚。
门开了条缝，一个女人的脸露出来，看了沈墨一眼，又看了看江一苇，然后侧身让两人进去。
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在玻璃罩里跳动。
“苏姐，这位是江先生，我在河边遇到的。”沈墨对开门的女人说。
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面容姣好，但眼神很锐利。她上下打量着江一苇，目光在他湿透的西装上停留了几秒。
“你是军情局的人？”她突然问。
江一苇浑身一僵。
“别紧张。”沈墨拍了拍他的肩膀，对女人说，“苏姐，去煮点姜汤吧，江先生淋了雨，会感冒的。”
女人又看了江一苇一眼，转身去了后面的小厨房。
沈墨示意江一苇坐下，自己也拉了把椅子坐下。他从怀里掏出烟盒，递给江一苇一支：“抽吗？”
江一苇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沈墨划着火柴，先给江一苇点上，再给自己点上。两人在沉默中抽了几口烟，屋子里弥漫着烟草的味道。
“你……你们是什么人？”江一苇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
沈墨吐出一口烟，缓缓说：“江先生，刚才那些军车，是去抓人的。他们要抓的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
“为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
“在军情局眼里，不需要犯法，只需要‘可疑’。”沈墨盯着他，“你今晚从魏正宏家出来，失魂落魄地走到河边，在雨里站了半个小时。如果我是魏正宏，我也会觉得你可疑。”
江一苇夹着烟的手指开始发抖。
“你、你怎么知道我从魏正宏家出来？”
“因为我一直在等你。”沈墨掐灭烟头，“等了你三天。今晚终于等到了。”
“等我？为什么等我？”
“因为魏正宏要你做的那件事，我们希望你做，但不希望你成为替罪羊。”沈墨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江一苇心上。
“你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江一苇的声音在颤抖。
沈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推到江一苇面前。
本子的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字：
“为了千千万万受苦的人，为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字迹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
江一苇的呼吸停止了。
他认识这个笔迹。这是哥哥的笔迹。这个本子，是哥哥的日记本。
“你哥哥江一帆，是我们的同志。”沈墨的声音很轻，但在江一苇听来，却像惊雷一样炸响，“三年前，在宪兵队包围你们村子之前，他把这个本子交给了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到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把它给你看。”
江一苇颤抖着拿起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看。
那是哥哥的日记，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再到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来台……每一页，都记录着哥哥的心路历程，记录着他的理想、他的困惑、他的痛苦、他的坚持。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1950年3月15日，哥哥牺牲前三天。
“今天去见了沈先生，他说组织上决定让我暂时隐蔽，等风头过了再活动。我拒绝了。我是本地人，熟悉地形，熟悉乡亲，如果我走了，那些来不及转移的同志怎么办？那些信任我们的群众怎么办？
我知道留下来很危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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