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

    不是芦苇荡。是栈桥。一年前的栈桥。他坐在栈桥边，两条腿悬在水面上。林默涵坐在他旁边。爱河的水在下面流，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

    ——沈老板。你在大陆，有家吗。

    ——有。一个女儿。走的时候五岁。

    老赵睁开眼。地下室的灯泡在他瞳孔里缩成一个小点。

    第二天审讯继续。第三天也是。魏正宏没有再来高雄。他回了台北，把审讯交给了林科长。林科长没有魏正宏的手段，但他有耐心。每天准时来，准时走。问同样的问题。用同样的刑。老赵的左手指甲全部没有了，右手也没有了。

    然后是脚趾甲。

    然后是烙铁。烙铁按在胸口的时候，皮肤发出滋啦的声音。焦味弥漫在地下室里，跟血腥味、铁锈味、潮气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的、稠厚的味道。

    老赵还是没有说话。不是不疼。是他已经把自己从这具身体里抽离出去了。身体在受刑，他站在旁边看着。像很多年前在码头上看别人卸货。货箱砸在脚上，血从鞋子里渗出来，他看着，觉得那个人很疼。但不是自己的疼。

    第七天。林科长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发现老赵不太对。他的眼睛睁着，但瞳孔是散的。嘴微微张开，嘴唇干裂成一片一片的，裂缝里渗着血丝。呼吸很浅，很慢，像爱河的水，冬天枯水期，几乎不流动了。

    “叫医生。”林科长说。

    医生来了。打了针。老赵的眼睛重新聚了焦。他看见医生在收拾药箱，看见林科长站在门口抽烟，看见审讯室墙上的那些痕迹——褐色的血，灰色的烟头烫痕，还有那个像人手印的水渍。

    他的目光停在那个水渍上。不是水渍。是一个以前被关在这里的人，用手蘸着水在墙上画的。画的是什么，看不清了。水干了之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只鸟。

    医生走了。林科长走进来，在老赵对面坐下。他没有带档案，没有带刑具。只是坐着。

    “老赵。七天。你还能撑多久。”老赵没有回答。“你替那个人死，那个人知道吗。”

    老赵的手指动了一下。没有指甲的手指，动一下就是钻心的疼。但他还是动了。他想起那袋糖。麻袋口扎得紧紧的。水手结。越拉越紧。永远不松。他不知道林默涵会不会知道。但他知道，那袋糖已经装上了船。三百吨蔗糖。藏在糖袋夹层里的情报。11月20日的船期。今天几号了？他算不清了。但他知道那艘船一定已经走了。爱河的芦苇白了又枯，枯了又白。船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码头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守了三十年。

    够了。

    林科长看着他。灯光在老赵脸上照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去。门关上了。地下室里只剩下老赵和那盏灯泡。

    那天晚上，老赵做了一个梦。不是梦。是醒着看见的。审讯室的水泥墙不见了。他站在爱河的芦苇荡里。芦苇全白了，风一吹，芦花满天飞，像下雪。芦苇深处走出两个人。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三岁的女孩。女孩手里举着一枝芦花，朝他挥舞。她在笑。笑的时候露出刚长出来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道缝。老赵想走过去。脚动不了。不是铁链。是三十年。

    三十年前他站在码头上，看着炸弹落下来。三十年后他站在这里，看着她们从芦苇深处走出来。她们没有变。还是三十年前的样子。妻子穿着那件蓝布褂子。女儿扎着两个小辫子。芦花是白的，她的脸是红的。

    “爹——”她喊。声音脆生生的，像三十年前一样。风吹过来，芦花飞起来。白的。红的。白的。红的。分不清了。

    老赵笑了。七天来第一次。嘴角裂开的伤口重新渗出血，他没有感觉到。他看着女儿举着芦花朝他跑过来，看着妻子站在芦苇深处，风吹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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